病毒会传染，恐慌也一样会传染，但两种传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时候难以分清，到底哪一个更毒。
病毒的传播在初期是指数级的扩散，恐慌的新媒体传播在初期也是指数级的扩散，甚至，如果有推波助澜，这种新媒体形态下的传播速度要快过只能依靠飞机高铁的病毒。
实际上，因为某些媒体和人士推动的武汉疫情初期的社会恐慌，到底造成了什么后果，还需要在防疫结束后进行复盘。但如今，新加坡给已经出了一道题，这道题，一些人不敢回答。
新加坡的领导人表示如果新冠病毒在本地社区发生大规模蔓延，基于新冠致死率比较低的事实，新加坡政府会考虑在某个节点放弃现在隔离所有可疑病例、并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措施，转而鼓励轻症患者到家庭医生和社区诊所就医，并在家治疗，把医院的医疗资源集中于治疗老幼人士和重症患者。
在讲话的前一天，新加坡政府将防疫警戒水平提高到橙色，并引发了一定的恐慌情绪，超市出现了抢购囤货现象。但是，在李显龙发表讲话，称“恐惧比病毒对我们伤害更大”，并表示有信心保证物资供应之后，民众情绪反而趋向平稳，超市抢购现象也很快消失。
彭博社的一篇报道称其为“在亚洲各国一片恐慌气氛中”难得的冷静之语。文章引用了悉尼大学医疗价值、伦理和法律中心的高级讲师克莱尔·胡克（ClaireHooker）的话称赞李显龙的讲话是“一篇出色的危机公关范文”。 “
如今，日本也在努力采取措施，避免因恐慌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兑”，把资源留给更需要的重症患者和其他疾病患者，以保持最大程度的资源利用，降低病死率。
这是一段访谈：
白岩松：为什么离开湖北整个的确诊病人当中病死率只有0.16%，但是整个湖北却达到了3.13%，这么高的病死率，是什么因素？
李院士：在全国其他各地，很多医生服务几个病人。在湖北、在武汉，一个医生要照护好多病人，医务人员非常辛苦。再加上这段时间正好是感染的人全部发病的高峰期，病人增多，所以显示出来医疗资源短缺等等这些问题。几方面的原因凑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总结出谣言公式，即：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而后，传播学者克罗斯将这一公式发展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2月12日在“技术与健康”栏目刊文称，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流行病”——社交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压缩了来自全世界的信息和谣言，人们很难获得真实信息，这就加剧了恐慌、种族歧视以及对希望的渴求等情绪和行为的蔓延。
实际上，很多企业在发展中也面临很多信息扩散的冲击，比如几乎每年都有关于某某水果的谣言，导致大量的果农损失，有的公司也会被谣言击中，致使公众形象受损。更有甚者，一些企业会将批评和指出自己问题的所有内容都看做是谣言，进行打击报复，以此成了真正的谣言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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