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年龄在35-40岁之间的“老马”（包括媒体、企业安全、在线教育、信息技术、工程开发等领域）正在悄然进入腾讯、阿里、京东、网易等一系列互联网公司的“专家”岗位。
国家层面上看，决策层一直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社会治理现代化相融合。在此浪潮下，一批互联网公司“脱虚入实”，把自身能力输出开放给传统产业、行政部门。
在此过程中，一批传统产业、行政部门的“老马”在和互联网公司接触互动中受到简单、开放、透明的互联网文化感召，他们期待挑战自我，顺理成章跳出原有岗位，成为互联网公司的一员。
他们和上一代土生土长的程序员、产品经理不同，如果非要给他们贴一个标签的话，可以说是一批“新互联网人”。
这批“新互联网人”在所谓“中年危机”的年龄来到互联网公司。他们具备丰富的个人经验和庞杂的知识结构，而且愿意与年轻人共事和分享经验。平时和土生土长的互联网人，如程序员、产品经理展开“跨物种交流”，让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技术在社会范围内普及，解决一个个实际社会问题。
这批“老马”有着非常强的共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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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经验丰富，学习能力极强，逻辑思维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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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极为开阔，跨越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而且会随着工作涉猎各式各样的信息，不断丰富自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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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极强的沟通能力，善于在不同物种的同事之间进行通俗化翻译，实现跨物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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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内构建起了非常强的跨领域业务讨论氛围，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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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强的直觉和经验，会坚持个人判断；
腾讯“守护者计划”的“老警察”就是这样的“老马”。
“守护者计划”安全专家杜昂，大学毕业后在公安系统工作有16年。2018年接近不惑之时离开体制加入腾讯，负责协助公安部门进行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项目专项打击工作。
他在腾讯的工作经历、体验与其他互联网公司等一批同龄段的“老马”极其相似，具备一定代表性。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新的“职场范式”。一批“老马”在“中年危机”时闯入互联网公司，正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影响社会。
他们正在和土生土长的互联网人共同“识途”，解决一个个社会问题。
一 能力的输出
任何现象的出现必须从宏观层面去思考它所存在的原因，“老马”的涌现也是如此。
从宏观环境上说，互联网公司正在各行各业深深插根，甚至正在成为平台型社会基础设施，不断对外输出能力。决策层也在思考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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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如何与实体经济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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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智慧社会建设；
审视这个大背景就会发现，“老马”们处在这个历史交叉之中。身后是传统，面前是未来。他们从传统投身未来，试图创造新的潮流。
疫情还在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年3月在一篇名为《支持和引导互联网平台在疫情防控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报告中就提到：
疫情发生以来，阿里、京东、腾讯、美团、滴滴、百度、蚂蚁金服、字节跳动等一批互联网平台企业主动发挥各自信息、渠道和技术优势，配合政府提升防控效率，弥补传统方式不足，对提升全社会应对疫情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暂且不论这批互联网公司在信息服务、城市建设、疫情防控等领域做出的尝试，单就拿腾讯“守护者计划”这个项目来说，它在这次疫情中展现了社会能力输出的作用——协助警方打击了大量涉疫情电信网络诈骗。
由于疫情期间大量线下交流活动无法展开，人与人之间线下接触性社交急速缩减，同时很多人失去收入来源、资金短缺，进一步加速了传统犯罪线上化的步伐，各类网络诈骗犯罪大幅飙升。
线上诈骗最典型的案例有两类。
一类是利用中小企业、个体商户对资金的迫切需求以借贷为名展开诈骗。
腾讯微信安全中心数据显示，自2月以来，微信平台接到的用户举报中，APP贷款类诈骗环比上涨30%。
一类则是兼职刷单造假类诈骗，疫情期间一批经济水平较低、空闲时间较多的受害者被“在家月入过万”类幌子被收割。
“腾讯110”小程序受理兼职刷单诈骗投诉数据显示，2月日均受理举报量较1月日均受理举报量环比上涨20倍。其中，单日举报量峰值高达816起。
这类线上诈骗在疫情期间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打击体系。
杜昂为代表的一群社会经验丰富的专家在背后摸清脉络和规律。他们能利用数据化思维去辅助决策，向公安机关批量输出线索，协助公安机关落地打击。
这有赖于“守护者计划”研发的“守护者智能反诈中枢”系统，这套系统整合了整个腾讯内部各团队安全能力，以系统化流程处理反诈骗相关数据和能力，从事前发现、事中阻断和事后打击几个维度开展了平台主动治理诈骗的预警阻断和协助公安机关打击等多项工作。
事前源头守护，主要是通过联合腾讯安全的企业级安全解决方案，帮助政府、企业抵御黑客攻击及内鬼售卖等造成的信息泄露风险，防止公民隐私信息流入黑产链条，成为不法分子实施精准诈骗的工具。
事中打击治理，主要是通过AI以及人工研判等手段同时去分析腾讯系自有平台以及警方等合作伙伴提供的异常举报信息。“守护者计划”形成了一整套打击体系，如麒麟、鹰眼、灵鲲、宾果、火眼等输出给警方的能力工具。
事后教育防范，建立立体化的安全教育体系，通过“守护者计划”、“腾讯110”等渠道帮助用户提高防范意识。
二 沟通的形成
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思维的互动在每一家互联网公司都在展开。尤其是互联网公司愈加成为平台级企业之后，它在很大意义上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需要与政府、社会各界以及自身内部进行通联。
在多方互动的关系中确定方向、达成目标往往需要形成一套科学的做事风格以及通畅的沟通体系。
以“守护者智能反诈中枢”这套系统为例，它形成是漫长的，它有赖于“老警察”和程序员、产品经理展开长时间交流互动，双方在碰撞中一点点建构起整个产品系统。也需要“老警察”对各级公安机关的需求乃至社会黑产打击的问题有着深刻理解。
“老警察”和程序员、产品经理双方的个人经历、话语体系完全不同，这种沟通互动极为艰难，这就像是小猫和小狗之间的交流。
对杜昂这样的“老警察”来说，他们出身于公安系统，长期接触各类犯罪活动，社会阅历丰富，弦绷得比较紧。
然而，他也有弱势，从旧环境进入新环境往往意味着过往工作方式的解构与重构。长期政府工作经历导致他对企业不了解。以至于他不得不捧起《腾讯传》去理解腾讯、理解企业，以此适应在企业的工作方法。
程序员、产品经理在杜昂嘴里被称为是“小哥哥”、“小姐姐”。这种亲昵的称呼不单是为了适应企业语言，也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多面性阅历尚浅，尤其是对违法犯罪了解更少，需要向他们普及网络犯罪手法和作案细节。
杜昂用了“单纯”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然而，他们有着非常强的代码思维和数据思维，这是“老警察”们需要学习的。
程序员对公安侦查办案打击犯罪的流程同样一无所知。除去平时偶尔办理出入境业务外，几乎从未出入过公安机关。为让双方尽量理解各自的工作，杜昂还曾带领几位程序员参加公安会议，他们进入真实办案场所后极为好奇，如同满头问号的小朋友。
“老警察”还需要充当企业以及公安机关之间的桥梁。“老警察”出身公安机关，长期需要和各级公安机关交流，懂得公安机关的思维及需求。他们需要在公安机关的诉求和企业的技术研发周期中寻找平衡点，以此满足多方需求，最后完成黑产打击工作。
“老警察”和程序员、产品经理之间的有过大量争吵、讨论、分歧。双方有时甚至会针对一行代码到底该叫“行”还是“列”相持不下。碰壁后杜昂意识到，只要固守自己的专业，也不要强求改变对方，尽量以“提出需求”、“解决需求”的思路去应对问题。
在工作中，首先拟定整体方案、确定方向、建立系统，达成实现目的、解决问题的共识。在方向之下再细化大需求、分解小需求。以预警自动化推动为例，需要自动计算、建立模型，再把结果推送给所属地区的公安机关。
以“预警自动化推送”功能为例，杜昂在确定需求目标后，需要列出需求表格和需求文档，交给产品经理和程序员后根据每项需求排列优先级，由他们根据需求进行排期。
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老警察和产品经理、程序员之间往往也是通过信息对等公开的方式展开讨论。
因为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等，守护者计划作出任何一项决定都会在内部进行信息公开，而非单独点对点个人讨论。所有的事同步给所有人，由集体来做出辩论或者决策，这才是科学办法。
三 知识和经验
知识和经验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前者需要主动或被动摄取，后者则是需要通过实践一点点沉淀。
在35-40岁的“高龄”进入工作节奏极快的互联网公司，往往需要充分丰富自身知识结构，对技术、对社会、对领域有着极强的主动学习意识。
知识迭代速度过快，杜昂在2000年左右的大学本科时曾拥有自己的计算机，还学习过计算机编程语言，甚至被选为学校软件开发项目组的成员。工作多年后，由于计算机开发技术迭代非常快，当时所学习的内容已经彻底无用、基本荒废。
在前几次和程序员的沟通中，杜昂曾自信满满，以为自己曾经的代码知识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在腾讯程序员面前如“关公面前耍大刀”，经调试后证明他的方法严重落伍。
不过，“老马”们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们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往往会在长期知识积累过程中迅速投入工作实践，并且内化知识积淀经验，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以当下产业互联网领域最流行的“企业架构师”这个岗位为例，它需要需要思路开阔，且敏感性强。一方面要钻研咨询报告，还要关心行业动态，了解前沿技术趋势和前沿科技，还得观察哪些场景已落地实践，哪些场景还在探讨实践，针对国内市场判断哪些技术适合当下投入使用。在当下和未来之间不断探索。
相比而言，“老警察”则是需要对信息技术行业、黑产行业、金融行业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了解，甚至还需要对通讯逻辑、通讯技术实现方法以及资金流转乃至国家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监管知识都是需要进行研究和了解的。
新知识的摄取以及方法经验的沉淀往往也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
对杜昂而言，他对新鲜事物在在一段时间内有极大兴趣后，往往会通过书籍和网络迅速摄取学习新的知识点，并且应用到实际工作中。通过不断实践的方式去加深理解。在长期工作协调中往往又会形成疲态。
此时则是需要暂停手头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展示，以此再开展下个阶段的学习摄取、工作沉淀。
事实上，经验的积累同样也极为重要。
杜昂的过往经验其实主要集中在刑事犯罪领域。在16年公安工作经历中，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杀人案件，最高峰时，一年看了一百具尸体。
长期刑事犯罪工作经历让他积累了深厚经验，也具备一定的直觉。在他看来，经验和直觉都是在不断的学习、认识、研究、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这需要全身心投入某项事业工作。基于人的生活经验、生活圈子，经验和直觉往往会继续放大。
杜昂曾梦见一个杀人案被忽略的细节，醒来后根据这一细节把案件破获。实际上，这恰恰正是思考延续的过程。然而，在他看来，人的直觉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科技化手段往往才更可靠，系统化、数据化的解决犯罪问题才是科学的。
这恰恰也是他来到腾讯的重要原因。在腾讯“守护者计划”工作的这两年他还形成了一整套方法论：
所谓的防范打击治理网络犯罪的方法论就是我们如何去正确认识网络犯罪，如何看待网络犯罪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网络犯罪其实是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过程中，由于科技新和技术升级这样一个必然产物，它是由人类社会资源分布和社交模式的改变所决定的，而且犯罪从线上往线下转移，网络犯罪成为主流犯罪其实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可逆转的趋势。网络犯罪特别是网络诈骗犯罪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持续高发。
接下来“守护者计划”的工作也将围绕这套方法论展开。
四 醇美的中年
和媒体不断渲染的中年危机相比，我们反而可以看到一群自信满满充满战力的中年人。
日本知名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冈田尊司在《把不安当朋友》一书中提到了日本社会年轻人由于社会压力过大，盛产“回避型人格”。本该朝气蓬勃的青年人“没有朝气”“觉得凡事都很麻烦”，反而不像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那样战斗力旺盛。
出现这种现象大致是两方面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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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身体在快速成长的同时，自律神经等控制系统的发育还不够成熟。中年人体力和瞬间爆发力都有所衰减，但是却能千劲儿十足地完成工作。因为其自律神经足够发达，能够充分发挥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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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初入职场，待遇不高，尚处积淀期，徒有激情，容易处处碰壁，碰壁之后容易遭遇情绪波动。相比之下，中年人精力、知识、经验丰富，再加上物质、地位激励够，反而处于状态巅峰。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其实也是如此，由于行业红利期渐退，当年受到互联网文化影响投身行业的年轻人充满迷茫和困惑，他们身上充满了某种青春式的忧伤。
这种现象在这次疫情之后更为明显。一批年轻人对未来充满迷茫，甚至还在面临生活工作问题的挣扎。这也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所言：
在任何情况下，年轻都不是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也是，年轻是否是一场胜利，生活的胜利？或者说是一个不确定和相当痛苦的阶段，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充满混乱的阶段？
价值和无价值的思考，意义和无意义的纠结，在一批年轻人的身上不断展开。
在杜昂等一批老道成熟的互联网中年人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冲突、混乱和挣扎。他们具备更强的抗压能力，更系统的研究能力，更深厚的经验积淀，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连接，以及更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产业互联网给拥有其它传统行业丰富经验的专家带来了新的转型机会。传统行业的专家在自身领域积淀往往长达15-20年，在互联网企业相对宽松开放的氛围内他们的经验进一步放大。
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其实对人才梯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有满怀激情的年轻人在一线作战，也需要有阅历丰富的中年人在营帐中指导。
事实上，在华为这样的公司，正在通过“华为大学”这样的方式让一批“功成身退”的“老人”为还在一线作战的年轻人提供智力支撑。
所谓的“互联网不要中年人”其实并非事实——但也其实也是更多中国科技企业需要系统性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给有知识、有经验、有阅历的中年提供更体面的工作和生活。
中国互联网发展至今已有25年，中年问题的确需要提上议事日程。尤其是在后疫情的就业环境下，过往的高速增长需要必然会放缓，企业更高质量、高密度的成长才是重心。一批智力、体力、能力都尚处巅峰状态的中年人，他们应该得到市场尊重。腾讯其实做出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对杜昂们而言，这是最醇美的中年岁月。生命的价值，在此时得到了最大的绽放。
从传帮带的意义来说，老马对年轻小马驹们的启示，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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