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调查，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大注脚。
可是，原定于2021年4月上旬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却迟迟没有公布——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表示，因统计工作量太大，只能延迟公布。
不过，数据一日不出，人们的猜测便一日不停。以至于谣言四起。比如，某外媒便指出：中国人口正经历194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已经跌破14亿，并被印度赶超。
舆论风波过大，终引得国家统计局在4月29日发布通告：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自然，造谣者其心可诛。
不过，人们在讨论中国人口是否陷入停滞，以及对此巨大担忧，只因：人口是一切的核心。
人口问题既是家事，更决定国运——环顾世界，日本前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视为国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
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次经济腾飞，来自开放的红利、政策的红利、发展的红利，但最关键的还是人口红利。可以说，人口的拐点往往就是经济的拐点。
正因如此，此时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对中国第七次普查人口数据如此之敏感，实际是问：中国人口假如真出现下滑，人口红利消失的中国经济会不会丧失竞争优势？
可有趣的是，截然相反的担忧三十年前已经存在——建国后第一批婴儿潮出现，整个社会对人口爆发式增长产生了不亚于今日的恐慌——但结果是，中国通过计划生育等各类手段有效的控制住了人口增长。
可以说，受视野局限，不同时期的社会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担忧。不过，比起不确定的未来，人们更该思考严峻的当下：如何才能真正减轻人口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人口基数大、存量大是既定事实，而从长期来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人口将一定下降，这是必然规律。
但是，中国人口危机的降临速度和规模，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要大。中国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
怎么办？
近年来围绕以上问题，大致有三个类型的观点：
第一是等待人口自然更迭，以时间换空间。建国后最大的一批人口，便出生在1966年-1973年出生，总数约3.1亿。因此，有观点认为：只需待这批人百年之后，中国人口便会出现真正的下——但问题是，缓解与崩溃，没人能肯定谁将先来。
第二个观点即放开生育，鼓励多生多育。中国人口金字塔上层基数太大，那便从下层拓宽：近年来，从正式开放二胎，到现如今三胎政策开放呼声渐高，正是此种观点的最好印证。
但是，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在刚放开二胎头两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确实得到了很大提升，可到了2016年以后，中国新生人口数量一路下滑：2017年出生人口是1723万，同比下降63万；2018年出生人口是1523万，同比下降200万；2019年出生人口是1465万，同比下降57万。
第三种观点，则要求拉长工作时长。近年来有不少专家建议，先缩短学生的学习年限，再延迟人们的退休年龄，一短一长之间，中国人工龄可持续上升，进而减缓中国老龄化带来的用工慌。
但笔者认为，以上三类观点实则是“扬汤止沸”，藉由表面问题去解决问题，势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在麦肯锡的方法论中，有一条核心：从零开始，从零解决。
即：要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搞清楚问题是如何产生，根源在于何处？
事实上，老龄化、少子化是当下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一边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降，一边是死亡人数的持续上升（中国死亡人口一直在增加：2019年死亡人口已接近1000万）。
可以说，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刻。如果，现阶段社会仅从“口头”上支持年轻人生育，或是横加指责年轻人不生孩子，这些都是毫无意义，且不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中国少子化的根源在哪？
笔者认为，起码有四个层面的因素影响巨大：一是世界产业链迁移与生育政策的影响，二是高房价与公共资源的不足，三是家庭效用的弱化，四是个人观念的影响。
1.世界产业链迁移与生育政策的影响。
实际上，东亚各国自二战后相继进入一种快速增长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美积累上百年的工业技术迅速转移到了东亚，从而让东亚各国的经济、医疗、教育等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提升。
但是，先前东亚各国保持多生多育的生育习惯尚未改变，因此，在社会各项条件都得到飞速提升之时，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婴儿潮。随即，各国开始政策调整，限制生育。最终，难免导致人口暴涨暴跌。
昨天的因，促成今天的果，人群和国家都需要还历史的旧账。
2.高房价与公共资源的不足。
“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此类夸张的说辞其实具有一定的道理。
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内曾以房地产为龙头，实现了跨世纪的腾飞。这无疑是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辩证法永远告诉着人们，事物是有两面性的。
现阶段，面对高企的房价，中青一代生存成本急剧提升。假设个人收入恒定，那么住房开支持续提高，势必将压缩个人其他开支的比例。此时，生育开支也将被进一步压缩：生不起、不敢生、养不起——当代中国少子化问题，其实就是房价过高的问题。
可以说，高房价既抑制了生育，又打击了教育；既抑制了消费，还打击了养老。此外，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足，也导致其个人开支大幅度提升，更进一步压制了年轻人生育的欲望，也是阻碍人力资本提升的关键。
3.家庭效用的弱化。
从经济角度分析，家庭的组成实际是一种生产方式。
可是，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伴随着企业、政府、各类社会组织的逐渐成熟，对于家庭资源配置的争夺也在加剧。如今，企业是社会财富最大的创造者。相形之下，家庭这一生产人口的唯一单元，就势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缩。
“一切为了工作”的背后，实际导致家庭成为附庸。夫妻之间沟通减少，父母与子女之间陪伴减少，带来的不仅是家庭问题，更是对未来人才教育缺失的问题。
4.中青一代个人观念的改变。
事实上，近年来社会正隐隐出现一种倾向：“一个人生活，要比两个人生活潇洒得多。”
这绝非空穴来风。婚姻的组合要求两人筹划未来计划，但是现阶段，很多年轻人不再考虑将来，甚至连明年都不想考虑：在生存压力逐渐攀升的当下，今朝有酒今朝醉，奋斗不如躺平的观念不胫而走。
为何如此？消费主义是一个推手，但深层原因不过以上三点。
正因如此，在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迟迟未出的时候，人们与其讨论人口是否会下滑，或者去担忧人口下滑将带来何种问题，不如再度回到问题的根源，去多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所谓人口的红利，是谁的红利？
比如，艰苦奋斗的动因不过为了明日不再艰苦，可是，如果艰苦之后还是看不见头的艰苦，那么，艰苦奋斗为了什么？
比如，假设艰苦奋斗的方法方式没有错，那么，胜利的果实为何没有分享到众人手中？
这些，都是极为微妙的问题。但，这也是时代留给今天的中国，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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