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事实的真相和人们的直观感受是不一致的。
最近网上就“吃播到底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一边是触目惊心的餐饮浪费，一边是人们通过吃播来缓解自己的进食焦虑。一边是数以亿计的全球饥饿人口，一边是我们身边每天喊着要节食减肥的亲朋好友。
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分裂而矛盾着。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往往缺乏超出生存视野的宏观认知，我们往往也缺少超越人际圈层的共情能力，使得我们对很多宏大问题缺乏理解，也对离生活经验较远的事物漠不关心。
如果没有经历过饥荒之感，我们也就很难建立起对粮食安全的危机感。如果没有切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我们也就很难理解气候问题为何变得如此紧迫和棘手。
最近，我们关注到欧盟出台了一项史上最激进的气候变化计划。欧盟为达成在2050年成为“气候中立”地区的欧洲绿色协议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绿色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最为引入瞩目的一项是计划在2023年之前引入“碳边界调整机制”，直观来说就是提出了一种在欧洲境外也能推动降低碳排放的方法，具体方法包括对某些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些进口商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欧盟制造商允许的排放量，包括各种碳密集型行业，如水泥、玻璃、钢铁、化肥和化石燃料等。
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这是过去30年里，在处理气候谈判问题上，第一次在“胡萝卜”策略中加入了“木棒”策略。
这一政策意味着欧盟无法通过转移碳排放生产的方式来达到“局部减排”的效果，但同样给自己添堵，增加了欧盟内部企业产品的成本。不过，反过来碳边境税保护欧洲制造商免受来自气候标准较低国家的廉价产品流入。
这对于那些依靠高碳排放来赢得竞争优势的国家和企业来说，是不是不公平？这一政策是否会陷入到各国之间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囚徒困境”？
为超额的碳排放征税，是一种低碳排放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高碳国家的气候霸权，还是一种能够推动全球经济体共同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这些问题同样需要我们关注，毕竟气候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
气候问题为何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说全球流行病疫情大爆发和全球气候变化有关，乍一听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但其相关性正在得到数据上的证实。
近几年，国内外许多科学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正在加剧物种的变异，滋生新的病毒，并加速蔓延，同时气候变暖也导致世界各地的冰川融化，有可能释放出一些古老的病毒，并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传遍整个世界。
另外，根据WHO的一份数据，过去80年当中发生的20多次跨国界重大疫情，其中约60%发生在本世纪，有8次则集中爆发于最近的10年。也就是疫情爆发的频率在加快。当然病毒的传播跟全球化的人类活动有关，但病毒的出现则与全球气温升高高度相关。
除了疫情风险增加这一副产品，全球气温升高带来的极端天气灾害和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则更为直接。
世界气象组织（WMO）统计分析，2019年全球年均气温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1℃，2010-2019年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以往数十年或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从权威机构的数据统计，还是从我们身边的切身体验。去年北半球的人们都感受到一个普遍温暖的冬天，而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则经历了一场数月的森林大火则让人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改变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推进，南北极和高海拔地区的冰川也在加速融化，海平面正以平均每年3.6mm的速度上升，而海水中的酸性也比工业化初期增加了26%。如果北极格陵兰岛的冰盖全部融化，海平面将因此上升6米多，对于同样有着“温水煮青蛙”感觉的人类来说，海平面的上升似乎没那么迫切。不过可能到下个世纪，我们的后代已经见不到马尔代夫了，也就可以直接在东部沿海地区看到更多的海岛了。
由于地球的复杂性，全球变暖还会带来一系列生态系统的变化，从而影响人类健康、人口迁徙、粮食安全，就像年初印度洋沿岸的蝗灾大爆发也同样跟东非沿岸异常的大暴雨的增加有关，导致蝗虫过度繁殖，而这一切的元凶正是全球变暖带来的极端气候的影响。
现在，全球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普遍将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归结为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等这些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
为了遏制气候变暖趋势，自1992年联合国推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先后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2015年联合国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十七项目标，应对气候变化是其主要内容。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
该协定的第一个具体目标是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气温基础上增加2℃以内，争取控制在1.5℃的增长；第二是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清除之间的平衡，即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也就是实现“气候中立”。
达成这样全球性的目标非常不易，但是要破坏起来则轻而易举。2019年11月4日，懂王特朗普赶在协议生效后三年可以申请退出该协定的第一天就宣布美国要退出《巴黎协定》，真的是急不可耐，这意味着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将在今年11月4日退出，不再受《巴黎协定》碳排放规则的约束。在这一气候囚徒博弈的困境里，美国为全世界各国带了一个坏头。
而现在，遏制全球变暖的重任就落在欧盟、中国这样的巨大经济体和碳大国的身上了。那欧盟的气候政策是怎样的呢？
欧盟气候政策现状如何？
在各国签署《巴黎协定》的几年里，欧盟一直以来都是遏制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2018年，欧盟就将到2050年成为全球首个“气候中立”经济体，即实现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自身的战略目标来进行计划。当然，欧盟委员会强调，这一战略目标并没有强制性，而只是个成员国共同努力的愿景和方向。
欧盟委员会将在包括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的部署以及碳捕获和储存的七个关键领域采取联合行动，以解决剩余的排放问题。该战略的实施要解决一个平衡问题那就是节能减排不会伤害到经济发展。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繁荣、当地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以及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一方面要持续减少排放，实现气候中立，这对欧盟各国来说，其实都有不小的挑战。
在交通运输方面，欧盟要想在2050年达到零排放的目标，就必须实现零排放汽车和替代燃料的使用，以及加大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
为此，欧盟各国，包括宣布退欧的英国，也都早在17年就出台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比如，法国宣布从2040年，全面禁止采用内燃机动力的汽车上路，作为汽车工业大国的德州也通过议会决议，2030年起新车只能为零排放汽车，禁止销售汽油车和柴油车。而英国紧随其后也宣布，从2040年起停止销售汽油和柴油汽车，到2050年，行驶在英国道路上的汽车将全部实现零排放。
基于欧盟各国传递出的燃油车禁售的方向，各大欧洲车企都纷纷加速了其电动化汽车的开发计划。不过，车企进行电动化变革的更大动力来自于欧洲WTLP和RDE测试新规的全面执行，碳排放法规更加严格。
比如，2019年，欧盟内新车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限值是130克每公里。而到2021年底为止，欧盟境内新车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限值将只允许为95克每公里。这相当于汽车正常行驶时每百公里的油耗为4.2L汽油或3.8L柴油。如果新车测试无法达标，每公里超出排放限额1g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意味着95欧元的罚款。
由于这95克每公里的排放值不是“极限值”，是“目标值”，而且是欧盟市场范围内所有上牌销售汽车的“平均目标值”。也就是，车企还能继续销售二氧化碳排放量较高的车型，但必须用碳排放较低的汽车或者零碳排放汽车进行“对冲”。
但在今年，由于无法达到今年欧盟碳排放法规的要求，欧盟内大量汽车制造商或将面临超过140亿欧元的罚款，其中德国大众，戴姆勒和宝马或将承担罚款总额近一半有余。
欧盟正是要通过这种霹雳手段，来大幅削减燃油车的销售，提高电动车的销量。高额的罚款也会再通过政府资助和税收优惠的形式返还给车企，形成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反哺。
在我们对欧洲车企的观察中看到，以大众为代表的传统车企巨头都在纷纷押注新能源汽车，但始终在转型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欧盟日趋严苛的碳排放政策，留给这些车企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去年12月，欧盟正式批准一项名为“欧洲绿色协议”的文件，这是自欧洲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之后，欧盟首次在环保问题上达成的全员共识。欧盟的这一协议也意味着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想要在气候变化计划执牛耳的一次重要行动。
现在来说，“气候变化”和“低碳排放”已经成为欧盟各国家的一种政治正确，也成为欧洲民众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话题。2018年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因为“气候罢课”而一战成名，但如此激进的环保行动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在激进地推行低碳生活甚至零碳生活和对气候问题无动于衷之间，作为推动气候政策的各国政府仍然要更加理性和平和地推进气候减排的工作。
全球气候政策的现实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存利益的博弈问题。既要考虑到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取舍，也要考虑到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公平问题。
作为最早发起工业革命而享受高额碳排放带来的国民财富的国家，以及现在通过高额碳排放来维持优越生活水平的国家来说，自然应该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计划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制定更为严苛的排放标准，更早实现低碳的生活生产方式。
而作为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或者还在为解决国民的生活保障问题而努力的贫困国家，应该仍然拥有更高的碳排放的指标，来谋求生存和发展。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格雷塔隔空发问：“生活在非洲和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想要生活在与瑞典同等财富水平之中，那应该怎么做呢？”
这其实隐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今天，正是发达国家将落后产能或者高污染产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国家，成为这些国家的巨大的能源消耗的原因之一；第二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大规模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很难避免不走发达国家的高能耗高浪费的生活模式。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确实应该起到表率作用，采用低碳、节能的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也应该主动利用后发优势，积极采用先进的能源技术，提高能源燃烧和使用效率，大幅降低碳排放，同时也尽可能不要再走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当然，改变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发达地区的“环保要求”不可能一刀切地应用到贫困地区。
这一次欧盟提出的“碳边界调整机制”和碳边境税的提议，正是这一矛盾下的产物。欧盟希望通过增加关税的方式迫使那些想要占领欧洲市场的公司采取更积极的低碳措施来降低排放，从而打破全球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僵局。
但这一举措仍然面临着法律、技术和公平上面的挑战。首先，欧盟这一提议首先需要在明年各成员国中展开讨论，由各国通过才能生效。而各国可能要认真评估征收这一碳边境税对于本国产品竞争力的冲击。无疑这一税收会增加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其次，如何找到科学的方法评估和验证不同国家产品的碳足迹，这可能会引起非欧盟国家的一系列质疑。再次是公平问题，向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征收碳边境税，又可能是对这些国家的再一次“经济帝国主义”的财富掠夺。
如果欧盟的这一项提议，最终没有全球其他经济体和国家的响应，那最后很可能再次陷入满盘皆输的“囚徒困境”。
在这一复杂的博弈面前，欧盟要如何合理设计税收、制定碳排放标准，通过制定不同政策来减少某些国家的税收，或者将这些收入再次通过技术投资等方式帮助贫困国家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建立低碳循环经济。
到2023年实行，时间会一晃而过，欧盟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到2030年，如果全球的气温的增幅无法控制在1.5℃以内，地球将迎来更大的毁灭性气候。而距离今天也仅仅只有十年时间。
如果我们做不到“在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冷漠，那么现在是时候也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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