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最开始吃蝙蝠的人站在你面前，你想对他做什么？
我想大部分网友都会和我一样，打得它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那如果是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站在你面前呢？
最近大家想必没少被相关新（谣）闻（言）刷屏，而舆论对其总是充满了“罪魁祸首”的想象。但到底谁是此次疫情的“零号病人”，始终没有真正定论。
零号病人真的是行走的“灾难元凶”吗？不。
其实在整个人类瘟疫史上，“零号病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打……是不可能打的，最好是带好口罩拨打120，让医疗机构接走，这样我们也许还能赶上春暖花开出门呢。
“零号病人”之于疫病，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必须厘清一点，“零号病人”这个称呼，绝绝对对不是科学界的叫法。
它的出现，源于1984年，美国疾控中心在寻找将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的感染源时，媒体的误报。
一个叫做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的新闻记者，在其出版的书籍《世纪的哭泣》里，错误地将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务员盖特恩·杜加斯看做是被标记的“0号病人”，随后各大报纸也将其作为头条，《纽约邮报》打出头版头条标题：这个男人把艾滋带给了我们！《时代》周刊则刊登了专题报道：“零号病人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
最后证明，盖特恩·杜加斯并不是“零号病人”。即使他是，也不应该成为被大众指责的“病毒元凶”。
“零号病人”，就此成了给人“武汉病毒”一样带有歧视色彩的称呼，后者已经在WHO的坚持、中国人民的抗议中被消解，但“零号病人”却还在被沿用和热议。如何重新认识它，成了今天我们需要耐心学习的对象。
零号病人，指的是第一个得传染病或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而在流行病学中，它被称为“初始案例”或“标识病例”。
从名字中不难看出，“零号病人”的存在，一是确定了传染疫病的爆发时间，二是能够将传染源锁定和标识出来。
这就有了三个意义：
首先，对零号病人的接触史、发病史、行为路径进行排查，能够快速找到潜在的中间宿主，以及判断出主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从而采取更为有效的防控措施，来降低传染力度。
比如我们已知蝙蝠身上携带的冠状病毒和这次新冠疫情有着95%的同源性，但中间宿主究竟是谁？目前还众说纷纭，“零号病人”的出现则能大大推进研究进程。
其次，零号病人虽然是第一个病毒携带者，但存在两种情况：1.并未感染，“一号病人”另有其人，那么了解他免疫机制，就对疾病防治有着很大的帮助；2.自己感染，那么他的血清就极大可能存在帮助其他患者抵御疾病的抗体，也会为后续的疫苗及药物研发提供助益。
另外，初始病例的发现、调查、分析、处理能力，也是一个国家传染病防控能力的体现，经历了从非典到如今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已经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能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呢？
这也是为什么，医学专家可不像大众一样对零号病人“恨之入骨”，反而希望能够尽早水落石出。因为找到他，就相当于找到了一把能从源头剪断流行病的利器。
点兵点将：零号病人寻找起来到底有多难？
虽然如此重要，但在人类的漫长抗击流行病的历史中，被找到的“零号病人”其实并没有几个，有的还存在许多非议，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艾滋病“零号病人”。
一方面，零号病人与“一号病人”的时间线并不一定等同，这就让追溯过程犹如大海捞针。
无论是目前新冠病毒记录在册的最早患者——一名70多岁的武汉脑梗塞患者，还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毕业生黄燕玲，都不是此次疫情的“零号病人”。
前者患病在家，但家人并没有出现发烧或呼吸系统症状，而黄燕玲在毕业后则未曾回过武汉，也未曾被新冠病毒感染，都不符合相关特征。
另外，追踪“零号病人”的证据链很难一锤定音，总会被反复推翻与再调整。
比如在非典期间，科学家们开始认定的“零号病人”是广东省河源市的厨师黄某，他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现了病症。但伴随着确认过程的推进，最后又明确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经出现。黄某则为此背了许久的“黑锅”，形容自己活得像个逃犯。
有资料显示，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突然爆发了天花流行。诺曼人的首领为阻止其继续扩散，直接下令将所有病人和看护们统统杀掉了，这种“斩草除根”式的防疫手法，自然也就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循证证据。
再比如1918西班牙大流感，则通过对“零号病人”的追溯，不仅帮西班牙洗清了“冤屈”——事实证明，该疫情是一名叫吉特切尔的美军士兵，在美国堪萨斯州所引发的，同时也通过对其传染途径的追溯，对美国的医学防疫体系影响深远。而追溯的依据，就是各国部队军医记录下来的病历。
不过，近年来“大流感”又发生了反转，有学者从一名英国军医1918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文章，发现英国士兵在法国军营罹患呼吸困难疾病的情况，这会不会帮吉特切尔翻身呢？
只能说“零号病人”的追踪真的时不时就会变成“百年基业”。
那如果证据链保存完好，能不能快点找出这位“零号”呢？
恐怕也有点理想化。
其实，早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就有专家提出，应尽快组织各单位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做系统采样和检测。
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排查哪些摊位和病毒有关，这些摊位的进货来源、出货方，消化餐馆的消费者等等，往往需要疾控、工商、动物保护、科研机构等协同发力，某一方掉链子都有可能导致错过找到病毒源头的最佳时机。
而且，此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SARS、埃博拉、艾滋病这些动物源头的疾病，还可能追溯到病毒从动物进入人体的那一刻。但如果传染病毒是人造投放的话，则意味着“零号病人”就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而是同时间的一群人，更加难以追踪。
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比如1995年，伊拉克就曾承认，在美国政府的秘密援助下，曾经生产了8500公升的浓缩炭疽病毒。要知道，仅2.25千克就能够袭击一个大城市。而在2001年10月，美国便爆发了一系列炭疽杆菌吸入的恐怖袭击。
人们很难找到第一个被该病毒传染的是谁，最后只找到了第一位受害者，一个63岁的编辑罗伯特史蒂文斯在10月5日死亡。
纵观人类瘟疫史上的种种做法，就知道“零号病人”的探索固然意义非凡，也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让他们变成了隐匿在人群中的“无名氏”，目前被人类找到源头的传染病屈指可数。
除了流行病学追踪，人类还有哪些秘密武器？
目前来看，追踪“零号病人”的工作，主要依赖于流行病学的轨迹追踪，即通过对每一个早期病人进行问询，来层层扒开这颗洋葱。
这也意味着工作量大、头绪繁多、数据源头复杂。同时还可能存在漏报、瞒报、误报等情况。
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加速进展呢？
现代生物学与计算科学的进展，就有望加快这一进程。
比如通过基因测序，科学家们可以提取患者身上的病毒，快速了解病毒的传播原理和可能的致病性。
2011年英国一家医院突发多例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就是通过对细菌进行基因测序而快速追踪到了最初的病源携带者，并将其隔离治疗，从而控制了险情。2014年埃博拉病毒的“零号病人”，也是通过病毒比对，最终确定是一名几内亚2岁男童。
这次新冠病毒也是通过基因测序来检验病毒的RNA，从而协助溯源病毒、监控变异趋势。
提到基因测序，就必须提到人工智能在战役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是基因组序列最长的病毒之一，对其进行高通量的全基因组检测，才能帮助临床做出判断，而在总病患数多、检测压力大的背景下，利用AI算力及模型，就成为此次科技防疫的重点。包括BAT在内的AI企业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阿里巴巴达摩院对算法增加了分布式设计，提升比对效率；百度开放了线性时间算法LinearFold，以及世界上现有最快的RNA结构预测网站，将病毒RNA分析从55分钟缩短至27秒等等，都在从病毒手中为人类争抢时间。
当然，基因测序能否帮助我们找到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还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两件事：
1.延缓寻找整体疫情的“零号”，而是在地域限制条件下寻找“有限的零号”，比如武汉零号、新加坡零号等等，以便快速明确目标和方向，而不是在茫茫人群中大海捞针。
2.加速对病毒自身的研究进程。目前病毒的习性已经被基本了解，传播方式（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粪口传播等）也基本明确，在寻找零号病人的同时，着重对已有数据的分析挖掘可能会更快地帮助我们结束疫情。
总而言之，社会寻找“零号病人”，针对的是病毒而非人，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而不是找一个让大众释放情绪的“罪魁祸首”。
与其责骂可能的“零号病人”，不如扪心自问，我们对那些动辄添油加醋、煽动恶意的报道，是否保持了警惕。
寻找、判断、肯定、否定，是对寻找“病毒”的必经过程，而制造这些“零号谣言”的人，恐怕是更应该被隔离的病毒。
免责声明：此文内容为第三方自媒体作者发布的观察或评论性文章，所有文字和图片版权归作者所有，且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 无关。文章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投诉邮箱：editor@fromgeek.com。
免责声明：本网站内容主要来自原创、合作伙伴供稿和第三方自媒体作者投稿，凡在本网站出现的信息，均仅供参考。本网站将尽力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及可靠性，但不保证有关资料的准确性及可靠性，读者在使用前请进一步核实，并对任何自主决定的行为负责。本网站对有关资料所引致的错误、不确或遗漏，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本网站中的网页或链接内容可能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或存在不实内容时，应及时向本网站提出书面权利通知或不实情况说明，并提供身份证明、权属证明及详细侵权或不实情况证明。本网站在收到上述法律文件后，将会依法尽快联系相关文章源头核实，沟通删除相关内容或断开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