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基因编辑婴儿”的新闻持续发酵，讨论声铺天盖地。
印象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世界各大科技、学术媒体在同一天把中国新闻当做头条。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却是这种新闻，作为科技媒体从业者真的有点难过。
事实上，关于这个新闻本身的讨论已经够多了，但我们觉得或许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大家：科学伦理的门锁，不仅挂在基因科学上。从生物学、药学到遗传学、神经科学，再到电子工程和AI，人类不应该推开的科学大门还有很多。
在我们批评和指责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时，也应该看到：这次事件或许证明了，在学术噱头与名利场游戏的驱使下，更多关乎生命与人权的科学伦理禁忌已经岌岌可危。事后的指责固然必要，然而预见性的提防与规则建设才是避免问题的根本。
客观而论，某些领域的科学发展，是需要以人作为试验品的。然而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在这个科学家与人类社会的公认准则下。很多科学伦理原则在现代科学史上被陆续提出，从1964年禁止以人体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赫尔辛基宣言》，再到1979年保护医药受试者权益的《贝尔蒙特报告》，直到去年由产业与学术界共同发布的《23条人工智能发展原则》。
学术界、产业界已经连同社会各界，于不同学科中，在科学与生命伦理的矛盾地带设立了禁区。
以下几种“科学实验”，都已经被标注为人类不应该走入的科学禁地：
可能影响人脑的脑机接口与脑设备植入
宇宙和大脑，被认为是人类最终极的两个研究方向。
然而与宇宙不同，脑科学的实验观测必须小心翼翼，涉及活体实验尤其如此。
近两年，无论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脑机接口都成为了新的热门词汇。钢铁侠马斯克投资了脑机接口公司，让这个未来科技的热度突然飙升。
但无论是用电流刺激大脑，这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概念；还是脑机接口、脑植入芯片这些未来概念，都必须遵守一个实验原则：实验必须证明不对受试者本身产生任何影响。
这里的伦理困境在于，对大脑施加某种影响，已经被证明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记忆，甚至自我认知。
这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想改变大脑中某种特性（比如治疗网瘾），还是增强大脑（强化记忆力），或者让大脑直接与外设设备联系（神经元指挥义肢），都可能带有难以明确的副作用。
比如2016年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一位用电流刺激大脑，以期望治疗抑郁症的病人，开始出现怀疑生存价值，无法控制自己语言等问题。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脑机接口、大脑植入设备这些技术，可能以多强程度改变一个人。植入了某个设备之后，人类还能在多大程度保有自己？即使有1%的自我被他者设备所挤占，那也是伦理上无法应对的问题。
早在2011年，美国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公布了一个研究成果，他们通过芯片植入的方式，让昆虫便成一个可控制的“傀儡昆虫”。那么脑机接口等研究是不是也蕴藏了改变一个人，甚至控制一个人的可能？
基于这个风险，科学界共同禁止一切可能对人脑产生影响的实验，尤其反对军事目的的神经科学技术实验。
然而可悲的是，今天我们身边并不乏“电击大脑治疗网瘾”，甚至“用大脑仪器让孩子变聪明”的报道。
教AI做“电车难题”
今天为科学公约所禁止的实验，大部分都关乎人类机体本身，以及胚胎、器官等生物领域。但在纯虚拟的世界，科学伦理问题也愈发凸显。
比如上面提到的《23条人工智能发展原则》，就明确提出禁止训练AI智能体在人类生命中做出选择。直白点说，就是不能教育AI做著名的“救一个人，还是救十个人”的“电车难题”。
这个问题可能看起来仅仅是个逻辑悖论而已，但实际上这却可能引发与激化已经非常明显的AI伦理冲突。
比如AI的歧视可能进一步加重。
中欧某国的一家连锁店，曾经在不久之前被曝光，店里的机器视觉系统被训练为，通过衣着服饰等因素来识别顾客的民族和身份地位。并提醒售货员进行区别对待，以增进销售额。这显然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歧视和民族歧视。
美国某海关，也曾在去年被爆出使用AI算法来寻找毒贩。这听起来挺好，但它的工作原理是学习毒贩的穿衣打扮，然而在类似衣着人员出现时，提醒工作人员进一步搜查。这样做的后果，是某些拉美国家的旅客被反复搜查，惹出来种族歧视的麻烦。
在AI已经很严重的歧视问题基础上，做那些拷问人性的训练，并以之作为AI的应用标准，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推导出救援AI先救富人，无人驾驶汽车在事故不可避免时先撞老人这样的问题。
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这条让AI学习人性矛盾之路的最终进化版本，或许就是广受唾弃的自动杀人武器。
伯纳德实验
1968年，美国儿童精神病学家彼得·纽鲍尔团队开始了一项被人指责了数十年的实验。
科学家们让被父母遗弃的两个女孩，葆拉和埃莉丝分别被不同的家庭领养。35年后她们才知道自己居然有双胞胎姐妹。这就是科学史上引发无限争议的伯纳德实验，也被称为双胞胎分离实验。
这个实验的本意，是想要证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究竟可能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少先天和多少后天部分组成。
在两个女孩成长过程中，科学家每隔几个月就会暗中观察并记录一下成长情况，希望从中解答“个性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事实上，双胞胎从小分离也并不少见。然而这个实验的残忍之处在于，实验员必须在明知道双胞胎情况的条件下，不告诉二人自己有兄弟/姐妹，以此来完成实验。
显然，这对于人伦关系是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也被列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禁忌实验。
以人类为受试对象的多种遗传学实验
更加需要人类参与受试的，是遗传学领域的若干实验。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也属于这一范畴。而在基因技术之外，还有不少遗传学的人类实验被列为禁忌。
比如这两年取得很多突破的光遗传学，在今天也没有证明具备人体实验的条件。
所谓光遗传学，是指向生物体内注射仿生自水母的毒素。从而使细胞膜中某些离子通道可以对光产生反应。然而在用聚焦光束去照射脑组织，可以观察到脑细胞的放电频率。
这一实验已经在小白鼠身上取得了成功，科学家当然最终希望能够以此解释人类的大脑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揭开这个谜团，对生物学和医学来说意义简直无法想象。但由于注射毒素并不能证明对人体是无害的，并且观察脑细胞也可能带来大脑损伤。因此光遗传的人类实验今天还是禁忌项目。
另一个不能做的实验，是观察胚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这个人类诞生的谜团，今天在理论上可以用在胚胎细胞中注入某种基因，然而通过追踪该基因活性的方式，来观察人类的形成之谜。但由于风险过大，有可能对婴儿造成不可逆影响，其被禁止在孕妇身上实验。
相关的实验还有很多，比如脑组织切除实验、遗传标记剔除实验等等，但就像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所引发的争议一样，科学家和全社会，都无法对被作为试验品的真实人类负责。因此锁在门后，等待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才是它们的归宿。
人兽界限实验
还有一项禁忌，是生物学和进化论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人和猿，到底有什么区别？
想要搞清楚这个谜题，或许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尝试人猿杂交，以及人与猿互换母体。但显然在伦理上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另一个相关实验，就是所谓的“狼孩”或“人猿”。把动物当做人类来抚养，很多科学家，甚至马戏团和热爱动物的家庭都曾经尝试过，事实证明动物的“通人性”程度始终有限，没有看到太多智力进化的可能。那么如果把人放进动物群体生长，人会依旧保持人性，还是彻底兽化呢？
这也是一个禁止实验的问题，我们只能在文学与影视作品里观察相关题材。
不难发现，科学伦理问题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或者掉书袋者的无病呻吟。如果真的失去底线和禁忌，无论是追求真理，还是财富和名誉，人类在科学上将很快丧失人性，彻底沦为结果的努力。
对科学伦理问题的不断加深认识、推导因果，达成国际共识，是科学安全与人类安全共同的保护锁。一旦锁头掉落，谁也无法肯定大门另一边会涌来什么。
那些门，还是让它们紧紧关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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