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尔摄影师保拉，曾经完成过一组震慑人心的作品。
保拉是一名女同性恋者。这些摄影作品，描绘的是她在2013年以一名“患者”身份，潜入一家“同性恋治疗诊所”时，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
在那里，女同性恋者被强制服用药物；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被捆绑、威胁、侮辱；甚至遭到男性工作人员的毒打和强奸——而原因是为了所谓的转化性取向。
事实上，保拉揭露的同性恋转化治疗，并不是一个个案。这个“技术目标”在很久前就被提出，并且至少在现代社会被大规模应用了七十年之久。直到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收费的同性恋转化治疗差不多存在于每一个国家。
2015年，数十位美国国会议员推动了一项名为《心理治疗欺诈干预法案》的政策，法案认为性取向转化疗法应该被定义为无效治疗，属于欺诈行为。并希望禁止商业化，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性取向转化治疗服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性恋转化治疗到此就结束了。事实上，与浩浩荡荡的LGBT平权运动不同，同性恋转化治疗始终充满了矛盾和争议。
很多国家政府与国际机构都认为其有害，甚至是酷刑滥用的一种；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种治疗是合理合法，甚至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在不久之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议会掀起了一场关于同性恋转化疗法的讨论。一些议员坚持认为进行转化治疗是一些同性恋者以及其家长的权利，也有议员认为应该将类似服务合法化，以便执法机构对其进行监管。
而在历史的埃尘中，今天人们还在争议其合理性的同性恋转化疗法，曾经在官方的许可下写满了荒谬与残酷。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宣布同性恋不是疾病和精神障碍之前，西方国家的LGBT人群普遍遭受着各种不人道的“治疗”，从电击、不合理用药到精神污染，不一而足。
回顾整个同性恋转化疗法的历史，会让我们发现人类在探索自身精神世界时可以多么无知和浅陋。而道德争议与技术发展从来都不能独善其身，只会以非常复杂扭曲的姿态纠缠在一起——这点与我们今天看待人工智能时何其相似。
某种角度上说，“性取向转化治疗”是一部技术史。
一部由始至终，充斥着酷刑与复杂争议的技术史。
众恶之源：激素疗法
早在上世纪初，欧洲就已经有医学家提出通过补充激素和移植睾丸来“治疗”男性同性恋。当然，这仅仅是个猜想，一些相应的实验也都失败了。但当时医学界还是普遍相信同性恋的诱因是体内激素水平不正常（这个想法直到今天还存在）。但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就证明了，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睾丸酮与性别激素水平并无不同。
时间退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真理还没有大白于天下。而通过改变激素水平来转化同性恋性取向，却迎来了历史上首个残酷的大规模实验机会——臭名昭著的纳粹和党卫军。
卡尔·瓦内特是一名丹麦籍外科医生和医学家，但与此同时，他也是恶名远播的纳粹分子，集中营刽子手，以及党卫军二等上将。
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提出要在道德和血缘上净化日耳曼血统，开启了对LGBT人群的大规模迫害。这给醉心于激素研究的卡尔·瓦内特以机会。在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亲自授意下，卡尔·瓦内特在集中营对男性同性恋囚犯进行了激素手术，比如给他们安置人工激素腺体，造成了很多囚犯因交叉感染死亡。
但在二战结束后，卡尔·瓦内特的这套理论却并没有随着纳粹消亡，其本人也躲过了制裁到阿根廷继续他的研究。在50年代，英国、丹麦等国家接受了卡尔·瓦内特等人的“激素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注射激素等方式治疗当时被认为是犯罪的同性恋行为。
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毫无疑问是1952年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被逼无奈接受了所谓的“激素治疗”。从其日记与书信中可以感受到他那时的绝望，而这也诱发图灵很快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历史当然没有如果。但是如果没有劳什子的激素治疗和“同性恋之罪”，那么AI的起点会否不同呢？
文明社会里的合法酷刑：电击鸡尾酒疗法
“电击”这个词，在中国更多出现在关于网瘾的讨论中，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这个词却频繁地与同性恋转化联系在一起。
由于激素治疗基本无效，并且带给人体的副作用难以估计，这种方式很快就被废止。取代它的，却是同样不怎么样的物理伤害：电击、捆绑和诱导审讯。
比如说，1958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曾公开表示“同性恋是澳大利亚的最大威胁”，并将同性恋者定为有罪，警察对抓获的LGBT人群在监狱系统内进行隔离，并强行施加电击等“转化治疗”手段。
在当时，悉尼的尼尔·麦康纳吉博士是相关领域的活跃研究者。他在澳大利亚组织了大量同性恋转化治疗。而基本方案就是电击加吗啡注射。
根据披露信息，他会让男同性恋者大声朗读赞美同性关系的话，随后进行电击。或者在接受转化者看男性照片时给他们注射大量吗啡。最终导致这些人在此后长时间，一旦看到同性的照片就产生严重的恶心和呕吐。
诱导加电击，是当时欧美通行的同性恋转化方式。根据英国的医疗解密档案，当时英国大量类似诊所，都会让“接受治疗者”自己翻一本相册，一旦他们在同性的照片上目光停留，就会遭到电击、殴打和辱骂。
在这个阶段，所谓转化疗法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残酷的生理折磨，诱发其受众的心理阴影，一旦想起同性关系，就会进入极度不快的回忆，甚至产生禁断反应。
在1974年美国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移除前，可以说电击鸡尾酒同性恋转化疗法，是一部在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上演了二十年之久的《发条橙子》。
另一场博弈：宗教疗法
当同性恋者不是犯罪的理念终于被科学家和政府接纳了之后，LGBT平权运动自然而然迎来了下一个“敌人”：基督教体系。
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与平权间的矛盾，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听闻过的。而可能较少被人关注的是，宗教疗法其实占据了所谓同性恋转化领域的半壁江山。
可以看出，用生理折磨禁断同性恋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却更加符合驱魔等宗教世界的仪式特征。事实上，有社会学家指出，在北美和澳大利亚，宗教领域的同性恋转化远远大于精神病学领域。
而在七十年代之后，精神病学领域的同性恋转化逐步被废止，宗教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唯一代言人。
其中最出名的，就要属依托于美国福音教派，在1976年成立的基督教反同性恋组织“出埃及国际”。这个组织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灵魂污染”，并主要通过禁欲、祷告、社区集会和宣讲等方式来转化同性恋取向。
在顶峰时期，出埃及国际在以美国、加拿大为主的19个国家建立了400多个分部，甚至还在IOS上推出了“治愈同性恋”的APP。
2013年，出埃及国际宣告结束运营，这被广泛定义为LGBT平权运动的胜利。这个组织目前还有各分部和网站在独立运作，但已经大不如当年成气候。
大家都知道宗教和科学是有距离的。但事实上，应该说宗教疗法是现代社会尝试的同性恋转化中不可绕过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时期宗教活动上常用的心理安慰、创伤回忆等方式，直接影响了同性恋转化疗法的下一个阶段：心理疗法。
平权运动的暗影：心理疗法
进入21世纪，LGBT平权运动在北美等主要战场轰轰烈烈地展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同性恋合法化，以至于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但同性恋转化疗法却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迎来了“第二春”。
社会学界普遍将2009年看作转化疗法复兴的起点，而其发生契机其实是与LGBT平权运动相辅相承的：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人士认为，既然LGBT应该得到同等权利，那么那些希望从LGBT身份中走出来，或者因多种元素希望放弃LGBT身份的人士，也同样应该得到平等的权利。
随之衍生的，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流行开，逐渐走向世界化的心理治疗疗法。与之相伴的，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专门针对青少年同性恋倾向的商业模式。
在2014年，美国已经有33个州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有48个州依旧认同同性恋转换疗法是合法的心理治疗服务。当时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曾多次就此问题向美国进行批评。
健康学专家凯特琳·瑞恩博士曾经进行过一项相关研究。根据结果显示，迫于对子女未来考虑等因素，当时全美有三分之一的LGBT青少年已经接受了性取向转化方面的心理治疗。由于这件事普遍被家庭认为是羞耻，真实比例可能还远大于此。
心理治疗虽然不注射不电击，但可能带给人的负面影响却不见得小。
2016年2月，《每日邮报》报道了一篇故事，重新引发了公众对同性恋转化问题的思考。 来自纽约的同性恋男子马修·舒尔卡，实名披露了曾经从16岁开始被父亲强迫接受长达5年的“性取向转换治疗”，并认为这给自己造成了巨大创伤。
马修·舒尔卡最开始是在中学时发现了自己的性取向，当时他非常恐惧，并且很快向父亲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的父亲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徒，而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是他认为同性恋者在社会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公平的，必须要想个办法解决这件事。当马修的父亲获知很多有行医执照的医疗机构提供同性恋转化治疗时，马上决定让儿子试试。
在接触了第三位医生后，马修父子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心理治疗。这个过程中，心理医生让他回忆童年创伤，并告诉他同性恋倾向多是由童年阴影导致的，很快就能被治愈。之后，医生还让他切断与异性的联系，保持对异性的神秘感——包括他的姐姐和母亲。于是，三年间马修没有跟母亲说过一句话。在父亲的支持和医生的劝导下，他也认为这个治疗非常合理，没有什么问题。随后，心理医生还让他尽量多地使用女性色情用品，甚至在他念大学后让他服用大量伟哥来帮助和异性发生性关系。
但整个过程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因为他不跟母亲和姐姐沟通，导致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父母因此离婚。紧接着，马修的成绩也急转直下，越来越多的精力被放在如何与异性相处和自我认定上，让他的精神疲惫不堪。最终越来越严重的抑郁症和社交恐惧症压倒了他，甚至导致他一度断绝了家庭关系。
当然，马修的故事是最终他走了出来，走到阳光下向公众宣传LGBT青年的合理性以及心理治疗的可怕。他和很多专业人士都认为，谈话治疗虽然不像电击一样直接带来伤害，但带给人的自我怀疑、自我厌弃以及身份否定感是极其可怕的，非常容易诱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并毁坏一个人除了性取向之外的正常生活。
到了2014年，新的变化出现了。这一年12月，17岁的跨性别青年莉娜·奥尔康（Leelah Alcorn）在接受同性恋转化治疗后选择了自杀。“莉娜之死”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到2015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发表了长篇论文，认为同性恋转化疗法都是无效的。
这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发布了著名的《莉娜法案》（Leelah's Law），宣布在全国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商业化同性恋转换治疗。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关于同性恋转化的争议，甚至可能才刚刚开始。
废除是否等于正确？让人深思的争议
早在2012年，全球LGBT运动的中心，加利福尼亚州就成为了全美第一个禁止同性恋转换疗法的州。但随之而来的并不只是欢呼，还有更多关于平权的争议。
一些心理医疗和家庭关系咨询组织认为，全面禁止同性恋转化以及类似的服务，事实上是侵害了真正需要这类服务者的合法权利。甚至当时的情况是，一些本来能够在加州完成的心理治疗，必须转到其他州才能进行。
而随着《莉娜法案》到来，以及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的同性恋心理干预相关报告指出类似医疗可能诱发青少年抑郁症、吸毒、自杀倾向等问题，原本应该接受这类治疗的青少年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恐惧接触心理医生。
很多心理医学组织相信，同性恋倾向中一大部分的来源是童年心理创伤。其中以男童被性侵所占比例最大，这部分人对同性的认同本来就是病理性的。他们需要的也不是“同性恋转化”，而是“性取向修复”。通过谈话治疗和心理矫正，这些青少年完全可以获得更加符合自己预期的人生。
那么在同性恋转化治疗被“一刀切”了之后，这部分人的权利谁来保护呢？
更加富有争议的，是家长到底是否能够，甚至“被许可”参与到青少年性取向的转化或者说修复中。究竟如何判断性取向病态与常态，这是一个今天心理学和神经医学还无法解释的问题。
彩虹旗下也有歧视和阴影，究竟如何调和多数、少数、更少数之间的平权，当然是隐藏在医疗技术背后，近乎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悖论。
回看这个小众的医学/心理学问题，长达七十年的祛魅博弈，很容易发现常识在特定时空中是多么愚蠢；而通往科学与理性的道路上，可能触碰的社会现实又何其复杂。
在没有答案的时候，至少直面问题，会是一切解答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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