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条消息，两个人被刑事拘留了，一个是《财经》杂志社记者王晓璐，因涉嫌伙同他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另一个是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书帆，因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受贿等犯罪。
事情起因是7月20日财经杂志社发表的一篇由记者王晓璐采写的报道，《证金公司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当时市场正在回升阶段，当天证监会就对此报道做出了回应，认为该报道不实，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多月后的8月25日晚，王晓璐在家中被传唤，8月30日，王晓璐被刑事拘留，与他一同被刑拘的还有证监会工作人员刘书帆，罪名各异。
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在刑法中是有的，第181条，“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这个罪名的实际判例较少，因为定罪的要求相当严，之前雪球大V天地侠影与新疆广汇能源一案，最初就是按照这个罪名刑拘的，一个月后又改为损害商业信誉罪批捕并最终被判刑，可见这个罪名的门槛之高。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
1、 编造了，传播了，这两个行为同时存在才能判刑，只编造没传播不行。
2、 别人编造的，自己只是无主观故意地传播了，也不够这条。
3、 别人编造的，自己知情并传播，构成犯罪。
4、 自己编造的，自己传播了，构成犯罪。
5、 信息传播出去，对证券和期货市场有危害但不严重，不够这条罪名。
6、 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
7、 结果犯罪，有了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
也就是说，王晓璐这篇文章粗一看去，并没有什么问题，全文总共也才794个字，发出去之后一星期内，股市都是上涨的，即便证明王晓璐这篇文章的某些说法是编造的，似乎也构不成至少是这条罪名。但别着急，第181条还有司法解释，在2001年5月的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联合规定中是这样说的：
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2、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或许找不到损失在三万元以上的投资者，那几天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也没什么异常波动，但造成恶劣影响这一条就看怎么说了，这是个不好量化的条文，怎么算恶劣影响呢？证监会发言人出面澄清了算不算？我国的法律人文色彩浓厚，不搞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给司法裁判权留下了相当的活动空间。
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是否有主观故意的问题了，因为虽然造成恶劣影响，如果传播者当事人没有主观故意，这个罪名也是不成立的。我个人看法，这个案件从根本上说还是要看文章中的事实陈述，有没有披露了一些公众不知道的虚假信息，起到了扰乱市场的作用。
媒体人此时该注意的是，要区分事实陈述和观点陈述，很多记者在写文章时喜欢抢猛料，追求速度和兴奋点，这就很容易出事。至于事实陈述与观点陈述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事实陈述：张三昨天偷了李四家一只鸡。
观点陈述：张三看上去好像一条狗哎。（注意别陷入名誉侵害）
事实陈述：证金公司正考虑撤出救市资金。
观点陈述：证金公司应考虑撤出救市资金。
那么，我们看看王晓璐的这篇文章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哪些是事实陈述，哪些是观点陈述，看下图一二三。
图一
图二
图三
从整个文章来看，观点陈述占大部分，事实陈述占小部分，可就是这小部分存在很大问题。如果是一般性文章没人会去追究真实性，懒得追究，如果是平时也就算了，可能没人会拿这个当回事。但目前是股灾阶段，市场神经高度敏感，正在严打谣言阶段。就目前披露出来的情况看，王晓璐有罪无罪还未有定论。看似王晓璐在新闻里已经认错了，但王的认错与公安机关对其的指控，是满拧的。
新华网通稿里说，王晓璐因涉嫌伙同他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虚假交易信息，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书帆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受贿等罪名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这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刘书帆搞内幕交易编造虚假信息给王晓璐，而王晓璐知情甚至伙同编造将虚假信息传播出去。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王晓璐自己在接受调查时怎么说的呢？是这样的：他根据私下听说的有关股市信息，结合个人主观判断撰写了上述报道。自己作为经过培训，从业多年的专业财经记者，对私下听说的有关股市信息没有进行核实，并且明知该信息会对证券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为了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地编造传播不实报道，造成了市场混乱和恐慌……
从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所采用的罪名看，王晓璐涉嫌伙同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交易信息，而刘书帆是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和受贿是另案），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应该在两者有无合谋虚假交易信息上，这一条坐实了，王晓璐触犯刑律，只是这一条需要继续侦查。怎么说的，说了什么，怎么策划的，王晓璐知不知道这是假消息，是不是参与编造了，都是本案关键，也是定罪的重要且关键的依据。
但王晓璐如果确实是私下听说了这条消息，结合个人主观判断撰写了报道，这里面并不涉及第三人授意或两人以上合谋，也不涉及王晓璐自己为了自身利益编造事实，仅是专业程度上的不严谨所造成的报道漏洞，那么王晓璐无罪。但王晓璐的自我供述中有一句话，不负责任地编造传播不实报道，这就有点问题了。
两个人合谋编造个假信息发出去，没有录音没有文字记录，不太容易调查清楚。调查需要细化到两人当时是怎么说的，某句话的原话是如何，你的回应是如何这个程度。如果此路不通的话，个人编造传播虚假证券期货交易信息，也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在“编造”这个词上。这个罪名不需要有非法获益，公安机关只需要证明你是主观故意编造信息并传播就可以了，而要证明这一点，非法动机必不可少，只是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也无法成为认定“编造”成立的依据。当然，如果当事人自己承认，有自述而且两人的自述对上了，那就另当别论。
从王晓璐嘴里说出来的“编造”这个词，为书面语，到底是王晓璐本人的真心话，还是在审讯中受了影响后言不由衷地说出来，需要调查清楚，因为王晓璐这段话前面的部分与这句话，也是满拧的。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不应提倡在侦查阶段就披露如此详细的细节和悔过，一切到了提起公诉开庭审理后自可公布于众，王晓璐作为犯罪嫌疑人，应享有相关基本权利。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作为记者，需要防范的几个风险层次。
1、 与第三方合谋发布不实信息风险最大，要连根拔起的话，基本没跑的，满格。
2、 做事实陈述时需要核实，否则就会有风险，没把握则将其变为观点陈述。
3、引述第三方说法也有一定风险，但你只需要证明自己无主观故意即可。
在本案中还有个不被人关注的细节，那就是编辑因素。王晓璐的这篇文章是如何被过审的？一般来说编辑都会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加以核实，认为没问题的话才可刊发。看样子当时是顺利通过的，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单位犯罪，单位有没有主观故意，都是侦查的方向。
说些题外话，记者和官员打交道的方式存在很多问题。政府内的保密政策是很严格的，但往往却能通过媒体泄露出去。记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模式，需要审视和修正一下。如果这个案件查到最后真的是官员串通记者干的，只能说隐藏在背后的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记者们需要知道，你认为无比金贵的关系资源，在给你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你带入危险。
希望这只是一次错误而非犯罪，即便王晓璐触犯刑律，也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把侦查工作做细，不要受已披露信息的影响，更在股灾的背景下，不会根据形势而使对其的处罚出现加重的情况，犯到哪里说到哪里，一切以事实为基础，法律为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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