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咨询公司凯度(Kantar)近日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只有1/3的受访者将社交网站和即时通讯应用作为可信任的新闻源，意味着有高达2/3的用户都不相信社交网络渠道散播出来的新闻或消息。
考虑到奥巴马和特朗普这两任美国总统均被成为“社交网络总统”，相继通过社交网络的“恰当使用”获得选民支持最终胜出，朱飞认为，Kantar的这份报告可能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是人们在真实生活和社交网络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以至于他们虽然不信任社交网络上的传闻（假新闻），但他们仍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二是社交网络因其生产信息的廉价性、规模性，以及它基于关系链的易传播性，以至于它被认为地打造成了假新闻的集散地，因而不被信任。
对于第一点，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朱飞不敢给出统一的论断。从中国过去几年曝光出来的一些典型案例可见，东方文化的社交网络用户热衷于在互联网上呈现一个不同于真实生活中的身份，是比较常见的。当然，这里排除了那些故意伪装，试图实施诈骗或其他犯罪目的的部分。当然，西方世界里也时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可见这并非东方特有的现象。但目前似乎还没有相关的调查研究去精准分析这部分用户的比例。
对于第二点，从Kantar调查的更多发现看，朱飞认为是大概率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社交网络，如今都被更多的商业、娱乐、政治等因素介入，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任。
Kantar在这份针对巴西、法国、英国和美国8000名成年人对政治和选举新闻的态度的调查中发现，与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的受信赖情况相反，传统媒体——从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到报纸新闻、杂志新闻——均取得超过2/3的被信任率。其中，杂志新闻被信任率以72%居首，接下来是电视直播的69%，然后是广播的68%。
有趣的是，同样是电视、广播，还是报纸、杂志的新闻，一旦它们被放上网络，其被信任率就呈现出下降趋势，被信任率分别有几个点到10个点的下跌。原生于互联网的网络新闻，正好一半一半，取得50%的被信任率。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新闻信息的可信任程度，是否与它们产生的难易程度呈正相关？因为众所周知，社交新闻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最为容易，几乎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参与；而杂志报纸、电视广播新闻信息或节目的制作及传播成本，要比社交网络高出很多。
Kantar的调查没有给出这个结论，但朱飞相信这之间存在强关系。人们生产制造和传播假新闻、假消息，背后总有其方方面面的目的，注重门槛和成本效益，实属意料中事。
实际上，包括Facebook、Google+、Twitter在内的全球性社交网络都开始注意到假新闻在其平台肆意传播的严峻性。尤其是在经历特朗普大选胜出导致人们相信其不正当地利用了社交网络的报道后，这些社交巨头背负了更多的责任。
由于没有投入太多的人力，以及不太希望在全球各地做出差异化的监管，这些大平台的当前采取的主流方式是借助人工智能系统，用机器的力量来帮助平台进行管理、净化网络。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加之目前人工智能的思考能力有限，朱飞预计三五年内社交网络仍然难逃流言满天飞的境地。要想成为可信赖的新闻源，巨头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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