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觅瑞在杭州举办的“筛无忧”新品发布会上，胃癌早筛产品正式面世，觅瑞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将miRNA(微小核酸)技术用于癌症早筛的公司，成为了行业先驱。
这一伟大成果的诞生得益于两位从大学实验室里走出来的年轻科学家——周砺寒和邹瑞阳。在这家创业公司里，邹瑞阳担任CTO，他承认自己科学家的身份，在实验室里的研究也驾轻就熟，但他并不引以为傲。
他最骄傲的事情是自己盖了一座工厂，以及围绕着这座工厂的采血点、冷链物流、高通量检测、医疗废物回收……这是他改变世界的方式。
邹瑞阳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他获得了化学和生物学的双学士学位，接着考取了SMA——新加坡与麻省理工学院学术联盟研究生。
无论在觅瑞公司内部或者在合作伙伴眼里，邹瑞阳都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所注意到的是邹瑞阳在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技术突破，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专注和聪明的头脑。
觅瑞首席技术官邹瑞阳博士
但在邹瑞阳自己看来，自从转向临床研究以来，他所承担的已经是工程师的工作了——将他们所掌握的医学原理、临床样本和数据，转化成一个可以临床使用的诊断试剂盒。这和他最初所面对的细菌基因改造工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工程师是一个更难的工作。”邹瑞阳说，“我们要改变上帝给你留下来的世界，除了需要科学，很多时候需要运气，因为这个过程要经历不停的试错，迷茫、焦虑，以及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一个好的结果。”
2016年，邹瑞阳带着miRNA小分子肿瘤标志物检测技术以杭州市A类人才的身份回到中国。杭州市对A类人才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国内外顶尖人才，具体则划分为七个小项，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等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邹瑞阳符合第七项标准：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顶尖人才。
但他已经放弃了获取这些学术上的荣耀，成为了一名“前科学家”。
“我们可能拿不到大的科学奖项，但我们最终的成果会改变这个世界。”邹瑞阳说。在他看来，这是工程师最后能获得的成就，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
他们在杭州注册了一家叫做觅瑞的公司，第一步选择是在杭州下沙新加坡科技园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和在新加坡的一样，做成一个高通量的miRNA检测实验室，进而与国内肿瘤医院合作，进行miRNA检测技术在中国人群中的落地验证。
邹瑞阳作为先头部队回到中国，开始了这项工程的建设。杭州市政府给了他们500万补助，但要分年度和进度才能领取，当邹瑞阳开始在下沙建立实验室的时候，他们的整体预算是300万，这笔预算全部来自于MiRXES提供科技服务所赚取的收入。
但整个工程复杂，或者说中国的科技园还没有做好迎接高新生物企业的准备，为了达到实验室要求，邹瑞阳经历了诸如楼层加厚、电力扩容、租金上涨等一系列磨难，最终全部的建设成本高达500万。
邹瑞阳这个甲方没有议价能力，他说：“我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付得起尾款。”
真是对科学的磨难。
杭州实验室建成之后，觅瑞的临床研究同时在新加坡和杭州展开。
在新加坡，MiRXES与新加坡两家公立医院合作，在超过5000例的高危人群中，完成了胃癌早筛试剂盒的前瞻性临床验证，证明miRNA标志物对早期胃癌的检测灵敏度达到蛋白标志物的3-4倍。
在杭州，觅瑞也开始和浙江省肿瘤医院合作，这家医院刚好想做肺癌miRNA的课题，而觅瑞也想研发肺癌早筛试剂盒——肺癌和胃癌都是最常见和最危险的癌症类型。但这次合作并没有一个顺利的开始，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不同在合作中展露无遗。
“他们想做一个课题，而我们想做产品。”邹瑞阳说，“我们完完全全按照产品流程在走。”在这个时候，觅瑞已经有了将胃癌早筛试剂盒和肺癌早筛试剂盒产品化的想法，邹瑞阳在杭州培养了自己的团队，建立了研发和生产的框架。
2017年，觅瑞和浙江省癌症中心开始了胃癌和食管癌筛查的合作项目，在浙江省内5个城市展开，已经完成超过1万例样本的收集——这1万例样本里，大概有200例是胃癌和食管癌的患者。
到了2018年年中，觅瑞获得了4000万美元A轮融资，领投方为新加坡风投公司Venturecraft，高榕资本跟投。有了这笔投资之后，他们开始将胃癌早筛试剂盒商业化。为了让技术普惠大众，在产品化的过程中，他们放弃了更快捷的外包生产，而选择了自建工厂和质量体系。
“发一篇文章，申请一个专利，跟成功的商业化中间是以光年为计的。”邹瑞阳说。
现在，觅瑞对胃癌早筛的检测准确率是87%，在市面上所有不同的早筛体检中，这已经是一个极高的准确率了。而邹瑞阳认为还有提高的空间，这需要提高检测水平、不断增加样本、以及严格控制生产的稳定。
看起来，觅瑞已经有了足够的资金支撑商业化，但和所有的商业行为一样，最终的成功还是要靠人来实现。
邹瑞阳喜欢细胞体内的微观世界，在他看来，这里由特别简单的规律构成，每个生物分子都遵循着自己的意义存在，真是个美丽的世界。
当他一个人研究这个微观世界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受到这些规律;但当他成为一名CTO，带领一支团队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这种简单规律所带来的美好。
“支撑一个实验室或者一家高科技企业走下去的永远不是钱或者名声，而是探索你想探索的，想解决一个问题，这种动力才会支撑你走下去。”邹瑞阳说，“只有抱着要拿诺贝尔奖或者留名青史的信念，这个事业才能有所突破。”
这正是初创的生物科技企业所面对的残酷环境，无论去拼寻找科研的捷径，或者拼人才和资金，创业公司都不占优势。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主动思考，不单单是为了完成工作，而是灵机一动地多展示自己的才能。
如果只是一个聪明人来拿一份工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并不是创新。或者说，这些类别的创新已经被药厂全部做完了——这些药厂有足够多的聪明人，一个新药的研发经费可以高达十几亿。
当然，有时候邹瑞阳也会想，如果哪天突然发现一个miRNA，一个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真的是好运气。但这个运气一般不会来，即便来了，也不会让觅瑞这种初创企业遇到，大公司可以投钱专门找这个miRNA，而且他们有承受这种失败的能力，觅瑞暂时还没有。
但不管怎么样，“筛无忧”已经上市了，当天的新品发布会后是沙盘演练，全公司分组销售“筛无忧”产品，他们在微信朋友圈里向别人介绍，让人们下单购买。这是觅瑞CTO邹瑞阳和他的研发团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商业，每组的实时成交数据在大屏幕上跳动着，他很兴奋，不停的鼓励每个人。
“一个新鲜的经验会同时给大脑带来新奇和恐惧。如果感觉到新奇，大脑的记忆细胞就会打开;如果有人疲劳或者反感，他的大脑就会关机。”邹瑞阳说，“所以我要让大家保持良好的状态。”
这是一场历时3个小时的PK，这位生物学者觉得，不管比赛结果如何，大家的记忆细胞都会打开，他们会记住今天觅瑞奋进的状态。
邹瑞阳，一位具备科学素养的CTO，他在不知不觉中界定了一位合格CTO应该具备的素质——他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工程师以及一个心理学家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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