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2003年4月1日芳华绝代的港星张国荣留下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从香港24层高楼一跃而下，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时针拨回2016年，刚刚出演假想恋爱节目被大众熟知，处在事业上升期的乔任梁，遗体在上海的一所小公寓里被发现;央视名嘴崔永元至今仍在悲抑的情绪中徘徊……
除了明星，还有数不清的普通人有着同样的挣扎。
晚上九点，富聊主播张妍准时坐在了手机前，成为富聊主播一年来，她在这个主打陌生人社交的平台上，已经通过陪聊帮助过105位倾诉者摆渡阴郁情绪，虽然他们从未在现实中见过面。
张妍的直播间里，有每天准时上线、任何话题都来互动、好像什么都不满意，压力大到快要窒息的大学男教师;有和妻子没了感觉，离了婚，每天打跆拳道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躺在地上起不来才能入眠的上市公司副总裁;有50多岁的信佛老太太，和张妍聊天半年，常常絮叨一整夜，从年少时第一次恋爱讲到现在女儿不养她……
所有难言的痛楚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抑郁症。
不置可否，几乎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有过难以言状的时刻，孤独、无助、焦虑如一团乱麻，触及到他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像一个个神秘黑洞，轻掩着无数人最真实的镜像。
那些假装开心的怪人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8年的数据，全球有超过3亿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每年有超过80万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有三分之二都败给了抑郁症。而它也成为15岁-29岁的人群中第二位的死因，是青少年高发的中毒和白血病致死总和的3倍。
与日益增高的生病规模相比，只有不到半数的抑郁症患者接受过相应的治疗。最主要的原因是抑郁症难以识别，除了没有客观的生化指标可以诊断，很多抑郁症患者为了不让身边的人受影响，只是在“假装开心”。
35岁的王浩，至少有大半年的时间，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整夜整夜的失眠，一次又一次的看着窗外天慢慢亮起来。然后他又若无其事的起床、上班。这位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拥有美丽的妻子、美满的家庭和体面的工作，但他却诊断自己“不健康”。
“有时连续躺好几天，完全不动、不吃、也不闭眼，偶尔两三天才能睡着一两个小时。”当妻子发现异样，温柔的过来询问时，他只是假装工作压力大。“对于这种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治好，或者永远都无法痊愈的顽疾，真的不想让家人跟着担心。”
同样，被这个叫“黑狗”的病魔纠缠的还有江西小伙吴旭斌。四年前，临近毕业，这个年轻人感情与工作的压力陡增。偏偏此时他一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两条胳膊骨折，什么都干不了，只能每天躺在床上。
心情日渐变得不好起来，那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抑郁倾向，“只是觉得以前特别喜欢的事物，现在都觉得没意思。变得开始喜欢睡觉，每天昏昏沉沉睡十几个小时，常常上午10点多才醒，清醒一会儿，下午两三点又困了。”
他没有跟任何家人提起过这些事，生在江西一个小山村的吴旭斌，是家中的独子，从小个性就很要强。“这种无力而消沉的感觉，让我觉得羞耻。从小我给别人的印象是独立自主，成绩好，一毕业就被大公司录取，习惯了一直被人赞扬，突然有一天陷入无边的黑洞，什么也不想做，也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生活的压力不会因为你是个病人就格外宽待。每个白天或深夜，他只能一次次忍着精神折磨，被焦虑、无助湮没。“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只能与一个朋友形影不离，一起吃饭、上班。只要她不在身旁，焦虑感就会成百上千地放大，什么事都做不成，可是她也只能陪我上班，不可能随时随地都陪着我，到了夜晚就更难熬。”
为了从这巨大的无底洞里钻出来，王浩假装过看书、画画、养狗;而吴旭斌因为生活的压力则是什么都干，送外卖、开出租……原本应该在写字楼里拥有一份体面工作的吴旭斌，最后只能在7平米的阴暗出租房里独自喘息。可是他的体重还从130斤降到100斤，直到无法处理日常事务。
王浩曾经称自己是假装开心的怪人。吴旭斌也竭尽全力的告诉自己并没有生病。对于像王浩和吴旭斌这样的微笑抑郁症患者而言，微笑是他们的面具，也是一种内心的防御机制。怕成为别人的负担，怕麻烦别人，也怕面对真实的自己。
400万人的网络自救
打破这种顽疾的第一步，是有意识的自救。而自救的第一步，则是陪伴。
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健康和物质滥用部门主任萨克西纳曾表示：“我们建议，抑郁症患者可以先跟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卫生保健人员交谈。因为谈论抑郁症，是寻求帮助的第一步。”
为此，今年4月份世界卫生组织还在世界健康日当天启动一项名为“抑郁症：我们来谈谈”的活动，致力于帮助抑郁症患者进行谈话疗法和药物疗法。
排在首位的“谈话疗法”是教人们如何改变有害的想法和信念。当患者有不切实际的负面想法产生时，他们会被告知如何用正面想法来替代这些负面想法。这些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此前已有研究表明，它的确能治疗焦虑、强迫型神经错乱和饮食紊乱。
在网络上了解到谈话疗法的吴旭斌，试图去跟遥远的陌生人倾诉这难以和家人言说的痛楚。就这样，他和张妍相遇了。他也是张妍接触的第一个特殊的倾听者。
“刚开始他跟我一对一视频聊天还挺正常的，可是聊着聊着他就一直给我打赏，那一会儿就打赏了5万块钱，我当时吓坏了。虽然富聊是一款有偿聊天软件，但是5分钟之内就打赏这么多钱还是第一次见，我问他为什么，他沉默半天才说，他不想活了，这些钱是他手里仅存的积蓄，全部打赏给我，就当是我陪他聊这么久的感谢费。”那时我才意识到，他可能精神上有一些问题，张妍说。
当时，刚毕业没多久的张妍通过朋友介绍到富聊做主播，为了做好这份赖以生存的工作她还特地租了一间朝南大单间，布置了沙发和背景墙，正准备大干一场，就遇见了吴旭斌，凭着主播的嗅觉她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这人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本来我想直接挂了，但是看他好像真的很难受，就多问了一句”，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张妍留了下来。“那天我们聊了一整夜，他说他不想跟家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父母的希望都在他身上，更何况农村里的他们也无法理解这到底是怎样一种病，朋友又没办法时时刻刻都陪着他，所以他才来富聊找人陪聊。”
细心的张妍在要挂掉视频时，要了王浩的电话。她想帮他一把。“其实我也不懂怎么引导，只是告诉他不要担心，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说，随时找我，随时在线。”当天晚上下了直播，张妍就去搜索了抑郁症治疗的一些方法。无数个煎熬的夜晚，他们一起度过，有时候聊工作，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张妍成为吴旭斌阴郁情绪出口的摆渡人。后来成为朋友之后，她通过吴旭斌的支付宝把打赏的5万块也还给了他。
网络时代让抑郁症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讲师尼尔·艾瑞(Nir Eyal)做了一个调查，《在性爱和手机中只能选一个，你会选什么?》67%的人选择了手机。而根据“企鹅智酷”的报告显示，在中国，有55.2%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10次以上，接近1/4的人超过30次。
伴随网络依赖症的加剧，人们也开始寻求网络陪伴和倾诉。据统计，和王浩一样，每天至少有400万人选择在网上治愈自己。其中，单是富聊一个平台上，5年中就有近3000万人加入，全国每50个人中就有1个使用过富聊。相应的，像张妍一样，在富聊这种陌生人社交平台上陪伴王浩们的主播亦不计其数。
林西，是富聊上另一位主播。作为一个才艺俱佳、经验丰富的女主播，她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安慰着上百个无处安放的灵魂。“我都是通过富聊上的‘1对1 视频’建立联系，然后聊天、发语音、传照片;和他们相约早上叫醒和睡前互道晚安，彼此像朋友一样相处，不必有家人的担心造成的负担，也不必担心同事间的异样眼光，那种彼此尚未见面但却紧紧相伴的情感能给他们莫大的安慰感。”
事实上，像张妍和林西一样，通过网络平台陪伴缓解抑郁病痛的主播目前已经有数十万之多。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富聊平台上有近50万像林西和张妍一样的主播，情感陪护是富聊主播的第一大标签，占比高达18.50%，一年中单用户最大聊天时长达1706.84小时，相当于一年365天每天都不间断陪聊4.67小时。
很多人，甚至愿意花钱购买陪伴这项服务。在淘宝上曾有一家店铺专门卖“陪伴”，至少已经卖出了2656笔“虚拟恋人”，客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定女友性格，包括古典、治愈、女王、萝莉或者学生妹等。此外，至少还有4160人(次)付费请美女或帅哥陪玩游戏，1小时花费18—50元不等。
王浩曾说：我还没有好好活过，所以我不想死。
的确，在困窘、疲惫、孤独、无助充斥的隐疾时代，人们只能自救其祸。而那些来自陌生人无需担心的陪伴也开始被更多人接受。如今，张妍继续做着她的富聊主播，她说，她只想倾听陌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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