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创投3月23日 加息、通货膨胀、以及硅谷银行等多家银行相继倒闭，美国出现的这些金融危机暴露了大型风投公司存在问题和缺陷。而现在是重新思考风险投资的力量以及如何创新投资的时候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风险投资者通常利用他们提供的资金为处于早期运营阶段的初创公司提供资助。但绝大多数风险资本来自有限合伙人，包括公共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医院以及富裕家庭。换句话说，风险投资家管理的是其他人的大笔资金。这使得他们成为创新技术的实际把关者，将决定开发什么技术以及谁将从中受益。当风险投资发挥作用时，人们最终会拥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公司和技术。当风险投资失败时，就像硅谷银行遇到的情况一样，有可能会让行业或技术的发展陷入停滞和衰退。
在历史上，社会赋予了风险投资者很大的空间来塑造和影响创新经济，而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使风险投资者免受许多适用于其他基金经理的规章制度的限制。然而，在硅谷银行破产的过程中，许多人开始质疑给予风投领导者这么大的回旋余地是否明智。
随着有关硅谷银行倒闭的各种理论不断涌现，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评论人士似乎都认同一件事：风险投资者对这一危机的反应的不专业性令人震惊。一些人批评风险投资领导层的反应过于恐慌；其他人则将要求政府迅速干预的呼吁描述为“胡言乱语”；最严厉的批评者指责风险投资和创业公司高管“玩忽职守”。还有人引用了一些媒体报道，声称一些风险投资者和初创公司创始人获得了个人利益，例如通过50年期抵押贷款以换取他们在硅谷银行高风险的存款。
行业专家对风险投资者主导的银行挤兑和随后受到的指责感到惊讶。长期以来，风险投资者一直以在密切的网络和个人关系的指导下促进合作、“爱心传递”文化而自豪。然而行业专家表示，他曾经近距离观察过风险投资者对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反应，因此知道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巧妙的营销手段。
要想知道为什么风投行业的恐慌和不稳定反应暴露了其运作方式的核心缺陷，人们必须理解风险投资对硅谷银行失败的反应是该行业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的产物。风险投资是众所周知的“群居动物”，这一特征在硅谷银行挤兑和政府为保护储户而采取非同寻常的干预两天之后的反应中都有所体现。尽管公众一直在讨论将企业启动资金只存在一家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但有650多家公司建议他们的公司保留资金或将取出资金重新存入硅谷银行，其中包括General Catalyst、Bessemer和Luxcapital等知名公司。研究表明，这种群体的思维文化是将资本整合到少数极具影响力的基金经理手中的结果。
根据2022年发布的《Pitchbook Venture Monitor》研究报告，约5%的风险投资经理控制着美国50%的资本。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行业精英有75%就读于常春藤盟校、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并且91%是男性。此外，大型风投公司倾向于在地理上聚集，90%以上的公司位于硅谷、纽约、波士顿或洛杉矶，造成了地区之间的失衡，在历史上，这种失衡将具有前途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排除在科技中心之外。
为了在少数行业参与者中实现资本集中，大型风投公司说服了同行和公众，让他们相信自己具有卓越的投资敏锐度。但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些风投公司的表现似乎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这凸显了人们对他们业务能力的严重担忧。一项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投资决策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很少有技巧或根本没有技巧。根据康奈尔大学的一个模型，风险投资的技能似乎只是在最合适的时候对某一基金进行投资的问题。哈佛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投资者的业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这表明有经验的大型风投经理的表现实际上可能比业界新手更糟糕。
如果想要释放社会真正的创新潜力，必须削弱大型风险投资商的不劳而获的影响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打破大型风投基金和投资者的市场力量，还需要从头开始重新构想创新投资。
因此现在需要建立一些结构，以避免当前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纠葛和利益冲突。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开展更多的研究，挑战风险投资的以往惯例，例如风险投资在交易中过度依赖个人关系，以及有限合伙人高估品牌基金的倾向。这可以通过新的结构来实现，例如公共资助的创新实验室，或者通过不投资风险投资，或者通过在这一生态系统中并没有那么根深蒂固的私人机构来实现。这些机构所做的工作将有助于改革许多公共创新项目，这些项目的规则往往与传统风险投资一样，会受到同样的错误逻辑、传统教条和未经检验的假设的制约。
在建立新模式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法律和政策工具来降低大型风投经理的影响力，制止导致金融危机的行为。例如，为了限制强大的参与者主导金融市场的程度，立法者应该考虑将风险投资补偿作为个人收入征税的法律，或者限制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基金或资产的数量。
为了阻止创业银行和风险投资之间有着更加亲密的关系，立法者还应该考虑消除风险投资特有的漏洞，这些漏洞允许银行向这些结构投入大量资金。在有限合伙人方面，可以通过监管或立法鼓励在大型风险投资体系之外进行更多的投资。这可能包括取消小型新兴基金可以拥有的非风险投资有限合伙人数量的上限，或者制定税收激励措施，鼓励有限合伙人投资的新基金或规模较小的基金。
最后，如果人们现在认为风险投资在结构上很重要，就像许多人在硅谷银行破产期间所争论的那样，那么立法者也必须确保对该行业拥有压倒性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受到专业标准和责任规则的约束。就像医学、法律或投资咨询等其他领域一样，要求专业人士证明其具备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如果不加以控制，不称职可能会对公众构成危险。风险投资也不例外，因为它们对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和国防等重要领域的创新拥有巨大的控制权。
最终，人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赋予风险投资的权力，并推动有意义的改革，以确保该行业履行其信托和社会责任。人们必须吸取硅谷银行倒闭这一教训，打破大型风险投资公司的市场力量，既要拯救创新生态系统，又要确保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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