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于日前公布后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中国联通混改先行先试对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具有哪些杆杆意义?对电信行业格局将带来哪些影响?如何落实混改方案取得实效?8月30日上午,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高旭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做客新华网“E观天下”,围绕上述问题各抒己见,做出了各具特色的 解读。
访谈现场
联通混改:具有两个标杆意义
史炜表示,中国联通作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具有重大意义。从大原则、大框架看,此次中国联通混改除了打破了国有投资为主体的股权结构外,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业务结构上互补、重组整合,从而弥补了过去行业改革的缺陷。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
陈金桥表示,联通混改具有两个标杆意义,影响深远。第一,是央企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先行先试标杆,比如在战略投资者的引入、跨界合作的 、内部员工股权激励机制的设立等方面均有突破。第二,从信息通信行业环境来看,中国联通因改革而生,伴随改革成长,经历了我国电信行业多轮改革的洗礼。中国联通此次作为新一轮国企深化改革的试点对象,在信息通信行业加速转型的前提下再度成为体制改革的排头兵,其实施内容与效果,改革目标能否实现,会引发广泛的业内外关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
陈金桥还表示,中国联通的混改方案超出了多数人预期,个人看来有三个出人意料:一是,首次探索在央企集团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释放比例高,战略投资者不仅数量多,而且股权占比也很高;二是,在董事会的构成上,按6:4:5比例设计,其中有4名是民营企业股东;三是,员工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综合考虑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企业发展和员工个人发展的平衡。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高旭东
高旭东表示,他对混改一直保持谨慎乐观态度。这次联通变革的重头戏就是引进了多家机构投资者,从传统理论来讲,它们可能眼光会更长远,行为会更长期化。如果这些机构投资者有足够耐心,能扎扎实实地去改进公司治理结构,改善企业管理,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
国企做强:极需企业家精神
高旭东认为,在任何体制机制下,一个企业经营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精神。比如,民营企业有一系列优势,包括灵活以及激励机制,但是搞得特别好的是少数,搞得特别差的是少数,绝大部分处在中间水平。
陈金桥表示基本认同,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成长成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它会与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商业模式等多种因素相互配合,共同决定企业的绩效。许多行业的国企都存在的一个共同的难题或短板,就是企业家精神匮乏,这大大削弱了战略控制力和执行力,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将容易迷失方向或者错过机遇。在市场实践中,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是通例,而是个案。信息通信行业需要敢于冒险、勇于探索的企业家精神,但现行的考核机制和国企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形成了较大的束缚。
陈金桥提出,风险决策是技术密集、资本密集行业里共同的难题,在通信行业中,从集团管理层、省级公司高管层,到具体做市场的负责人层面,风险偏好很低,冒险决策更少,这是体制选择的结果。国企混改以后,是否有助于建立风险决策机制,对于混改方案落地生效很关键。风险决策机制的树立,跟企业家精神有很大的直接关联性,跟员工的股权激励机制有直接关联。
行业影响:新业务领域或可作为
史炜认为,在电信业务被OTT化的趋势下,中国联通将过去的竞争对手——互联网公司引入,实现跨界融合,业务上互补协同,从而优化业务服务,优化市场结构,有利于竞争市场的形成。
陈金桥分析,混改后的联通要想在一到两年的时间内颠覆性地改变传统电信业格局,难度很大。尤其在存量市场上跟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兄弟公司直接对抗,短期内可能性不大。这个市场并不缺钱,缺的是创造力、商业模式、对资源的整合能力。然而,在物联网等新业务领域,混改后的联通肯定是积极的进攻者,因为它整合那么多资源,募集那么多资金,就是想快速弥补短板,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高旭东认为,混改后的联通对于现有电信行业格局的改变非常有限,但在一些新的业务领域里,如果能够有很成功的探索,可能会有变化。
混改“三部曲”:引进来、走出去和走上去
陈金桥认为,混只是起点,而改才是难点与热点。很痛苦的如何改,因为它需要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改变。改革的内容包括高风险决策、股权激励、组织架构、人力资源优化等,这一定会经历阵痛。
下一步联通到底怎么推进混改方案落地?他概括出两条路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由外到内和由内到外的变化。改革方案设计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方案公布后,要进入到实施阶段,那就是自下而上的执行问题。执行力能不能不要打太大的折扣,企业家精神在里面能起多大作用,能否把改革坚定的决心、目标和员工的自觉行动结合起来,这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问题。
股权变化是一个大的外部变化,三大投资来源各三分之一。但是真正的变化要自内而外的变化,就是从组织架构、员工的专业知识结构到产品业务、渠道、合作平台、最终用户体验,这是一个自内而外的变化。这种变化需要时间来磨合,需要时间来验证。如果把运营商能力划成一个三角形的话,即IT+CT+DT,运营商擅长的是CT,IT和DT能力恰好是BATJ擅长的。所以民营企业入股,不光是给了钱,更重要的是把其IT和DT能力带进来,重塑商业模式,再造血液,发生由内而外的变化。
陈金桥表示,联通混改,第一步解决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接下来还要解决走出去和走上去的问题。走出去指的是国际化。走上去就是从运营机制到商业模式,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引进来、走出去、走上去,这也是电信国企的出路。
史炜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冲破“叶公好龙”的陈旧思维。联通不能是叶公,关心联通的人,也不要成为叶公。 通过这次混改,联通的内生动力将决定一切,包括引进的这些股东。联通混改,成败要靠实践。我们应该给联通更多的宽松空间,让它去实践。这次混改有一个大突破,至少为联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试错时间,国家需要发给联通最重要的经营牌照应该是“试错牌照”。
高旭东则认为,联通混改不是联通一家的事,它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问题。对国有企业群体而言,试错是必要的,特别是需要在对基本发展规律有基本认识的基础上, 缺乏扎实理论根据、实践根据的试错,则应该非常谨慎。对联通而言,成功了,皆大欢喜,万一出了大问题,则影响到一个个员工的切身利益和企业的前途命运,所以既要决心大,又要决策科学。
对于联通混改前景,史炜说是任重道远;陈金桥用“知行合一”来勉励;高旭东祝愿其团结一致向前看,各个股东齐心协力,开创公司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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