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4岁的掌门人侯为贵功成身退的谢幕时刻,“三十而立”的中兴通讯(000063,下称“中兴”)却正遭遇一场“生死攸关”的风波-来自美国商务部的一纸“出口禁运令”,犹如捏住了这家电信设备制造巨头的喉咙。
禁运令笼罩的危机时刻,中兴领导班子的换届亦重新洗牌。
现年50岁的“少壮派”赵先明从侯为贵手中正式接过帅印,成为公司新的董事长和总裁。而早前就有消息称,作为美商务部暂缓禁令的条件,被视为侯为贵接班人的中兴通讯(14.65, 0.14, 0.96%)原总裁史立荣及另外两位高管将去职。
在此多事之秋,中兴亦不孚众望。4月6日晚间,中兴发布了其因美国禁令事件延迟的2015年年报。相较此前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快报》,受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公司出口限制措施的影响,中兴通讯修正了部分财务数据,但公司整体业绩依然靓丽:2015年中兴通讯收入首破千亿元,净利润32.1亿元,同比增长21.8%,按照A股财务报告准则实现的经营性现金流为74.05亿元人民币,创下了历史最好水平。
但新老两代顺利交班和业绩大涨并非意味着中兴的未来一片坦途。
近年来老对手华为高速扩张,中兴通讯则经历转型,步伐较为缓慢,在运营商、政企网、消费者三大市场都面临挑战。同时,大视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虚拟增强现实等机遇不断涌现,颠覆着产业的格局,中兴亟须寻求突破。
此时的中兴面对的是老帅解甲归田、60后新人接班的现状,中兴2.0时代,这家通信巨头未来将走向何方引发关注。以赵先明为核心的中兴“第二代”,能否带领中兴开创出一个新的未来?
禁运令危机趋缓
今年3月初爆发的禁运危机,一度关系到中兴的生死存亡。
2016年3月7日,中兴紧急停牌,其公告显示,公司获知美国商务部拟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限制措施,正在全面评估此事件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与各方面积极沟通。
简单而言,就是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兴通过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八星有限公司以及一家伊朗公司中兴Parsian,将一系列的美国高科技产品转卖到伊朗,违反了美国出口控制法律。
3月8日,中国商务部就中兴被美制裁一事发表谈话,称中方对美商务部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兴公司一直在积极从事国际化经营,与数百家美国企业开展了广泛的贸易投资合作,为美国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美方此举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中方将继续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交涉。
3月11日,中兴工作组启程赴美进行谈判。而从回到谈判桌上开始,此事已经持续向好发展了。3月25日,美商务部宣布同意采取临时救济措施,给予中兴及负责中兴采购的公司中兴康讯临时许可,这意味着美国商务部暂停对这两家公司制裁,中兴得以进口生产所必需的零部件。中兴由于禁售时间长导致供应链断裂的最坏结果成功消弥。
几乎同时,中国商务部亦表态,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磋商,妥善处理此事,尽快将中兴公司自“实体清单”中移除。
截至目前,禁运一事仍未彻底了结,因为美国的临时许可仅有三个月时间,将在6月30日到期,到时中兴还需要再次申请。
中兴方面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美国出口禁运目前并未影响中兴的生产计划,对于解禁目前正在积极谈判中。
中国手机联盟秘书长王艳辉向时代周报记者谈道,美国的禁运令对中兴来说肯定是件非常头疼的事。因为不仅美国公司不能向中兴销售产品,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也不行,而电信设备商在诸如基站芯片、光通讯、手机芯片等很多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都需来自美国,断供自然会影响到中兴的命脉。
在王艳辉看来,制裁是双方面的,中兴等厂商需要美国的核心技术,但美国厂商亦需要中国的市场。拖下去,是件两败俱伤的事情。
科技行业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的研究总监闫占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届时完全解禁或收到更长时间的许可证机会非常大,因为谈判已经差不多了,只是中兴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价。
此前据媒体报道,史立荣、田文果和邱未召三位高管因曾在向伊朗转售商品的相关文件上签字,此次则以自身的卸任换取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解除出口限制。
去年年底,中兴通讯副总裁、终端中国区常务副总裁俞义方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兴在芯片研发上已有布局,目前在核心路由器、光传输,还有机顶盒芯片、手机领域都已经做到了自主研发。尽管如此,自主芯片商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测试,短时间内还无法用自己的芯片代替,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而据不愿具名的中兴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这次风波中,不少公司都曾给中兴寄律师函,“因为美国公司不许其继续给中兴供货”.上述知情人士并没有透露这些公司的具体名称。
在王艳辉看来,此次风波对于中兴来说,并非仅是坏事。“至少能给中兴一个警醒,即公司管理上不能有漏洞,必须更规范、专业、科学。同时还将促进中兴对公司经营进行调整,要学习华为有更多的备选供应商,断供风波之前也曾遇到过,节奏应该把握得更好,规划布局更完善。”
少壮派上位
4月5日,中兴通讯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了新班子的任命。技术出身的赵先明,成为新的董事长和总裁,从侯为贵手中正式接过帅印。中兴方面表示,中兴通讯管理层每三年换届一次,班子调整符合公司的常规做法。
2016年1月7日,中兴通讯就曾发布公告称董事长侯为贵在董事会任职将于3月29日结束,业内人士纷纷推测,时任中兴公司总裁的史立荣将接任侯为贵担任董事长,而执行副总裁赵先明或接任总裁职位。
侯为贵曾对二人评价道,史立荣有大局观,担任公司总裁已6年,方向感和决策能力强,与技术出身的赵先明的“勤奋、细致”、注重“关键细节”的能力完美互补。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2岁的史立荣1989年加入中兴,从工程师开始做起,1997年正式成为中兴通讯副总裁,分管公司市场营销工作,并于2010年3月底接任总裁一职,也就是在当年,中兴通讯营业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截至目前,史立荣已经在中兴工作了27年。
现年50岁的赵先明于1998年加入中兴从事 CDMA 产品的研发和管理工作,2004 年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后曾负责 CDMA 事业部、无线经营部工作;2014年1月至 2016年3月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担任公司首席技术官(CTO),并负责公司战略及平台、各系统产品经营部工作;2015年11月至今任公司执行董事。
“赵先明上任一把手来得很突然,不是规划中的步骤,他技术水平不错,但之前口碑中规中矩,看不出有太多的亮点,关键是看上位后敢不敢干,能不能大刀阔斧地变革。”一位曾在中兴法务部门任职多年的前中兴员工向时代周报记者谈道。
王艳辉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称,史立荣在之前一直被当作侯为贵的接班人,换届实际上对公司经营不会有大的变动,因为侯为贵退而不休,公司仍然由其掌控,很多决策还是他定下来的,只不过各派系的竞争可能会增多。
作为落户深圳的两家通信巨头,由于业务领域接近,中兴和华为这对同城兄弟不免受到来自各种维度的比较。而近年来华为与中兴在营收、盈利能力上和品牌价值上的差距有拉大之势。
一个颇具意味的现象是,从去年开始,华为走出去的人才皆非常吃香,大企业都喜欢挖华为的人。
上述法务部前员工向时代周报记者谈道:“中兴内部的管理层级是:科长、部长、院长、总经理、总裁,都带个长字,就说明了并不是现在最流行的产品经理思维。技术上两者没什么差距,关键在于士气、利益分配和责任心上。”
闫占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兴更偏向于国企风格,员工激励没有那么多,中高层的管理和提拔层面考核跟华为等企业很不一样,以客户为中心的思维没有那么严格地执行下去。
“企业效益好坏,跟底层员工没多大关系,5-10年的员工,年终奖都是两万块左右。”上述中兴前员工对时代周报记者提供了这样的细节。
日前,新官上任的赵先明在内部信中表示,将加大对各级管理层的要求和考核,强化战略执行力;通过激励机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员工和公司利益关系;此外强化结果导向,要“去官僚文化、去唯上作风”.同时,强调了2020年要实现2000亿元营收目标。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中兴通讯新的管理层呈现年轻化特征,在7位执行副总裁中,“70后”占据了4席,其他3位为“60后”.
中兴通讯官方公告亦称:“新一届管理层是一个年轻、有活力、专业化的团队,致力于持续的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致力于遵从全球最高的商业准则,积极迎接M-ICT时代的市场机遇与挑战,朝着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值得注意的是,中兴通讯目前执行的“M-ICT战略”,就是赵先明自2014年提出和推动的。
赵先明的中兴新路
在所有人都将眼光聚焦在中兴如何应变“交班”“禁运令”之际,中兴如期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财报。
2015年,集团整体营业收入较2014年增长23.0%至1001.9亿元人民币。2015年集团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3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8%,基本每股收益为0.78元。按照A股财务报告准则实现的经营性现金流为74.05亿元人民币,为历史最好水平。
2015年是中兴通讯M-ICT战略实施首年,即聚焦“运营商市场、政企市场、消费者市场”,并围绕“新兴领域”进行布局。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中兴财报发现,目前中兴三大主要市场更趋聚焦与清晰化。受益于4G的发展,中兴在运营商业务领域赚得盆满钵满。去年,运营商网络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72.22亿元,同比增长30.22%,营收贡献占比超过57%.由于智慧城市项目快速增长以及数据中心、ICT业务增加,政企业务去年总营收104.97亿元,同比增长18.16%.
消费者业务方面,去年实现营收324.67亿元,同比增长13.35%,营收贡献占比达32%.从出货量来看,2015年中兴的智能手机发货量达5600万部,同比增长16%.其中,海外发货占比超过70%,仅美国就销售1500万,同比增长超过30%,保持了行业第4的地位。
不过,在国外出货量风生水起的中兴手机,在国内却稍显时运不济。据咨询机构Counterpoint向时代周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兴手机在国内市场排名位至第九,市场份额仅4.3%.
2013年是中兴扭转2012年亏损态势、重回上升通道的一年。中兴成立终端事业部,开始独立运营,走上了从2B到2C的转型道路。组织结构理顺后,2014年全年,中兴手机开始壮士断腕,砍掉大量机型,追求精品化路线。到了2015年,中兴手机再度调整,确立了以 “AXON天机旗舰系列+Blade系列”双品牌运作的路线,加上子品牌努比亚,完成高端市场全布局。
闫占孟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道,过去中兴的B2B基因太重了,导致转型B2C有点慢。经过了过去两三年的调整,2016年中兴开始加大投入、慢慢上升,整体看,中国市场今年对中兴非常有利。
“相比2014年及2015年,运营商发力比较强,中国联通、电信推动4G+,还有全网通,这对中兴等有运营优势的品牌会更有利,运营商将更多优先补贴给战略品牌、渠道卖会主推某个品牌产品,某个品牌或将因为其在运营商领域的人脉、资源优势(1893.688, 40.55, 2.19%),更有机会入围产品目录,与运营商的合作更深。目前运营商市场占30%,任何厂商都想抓住,中兴守稳优势很重要。” 闫占孟说道。
与此同时,中兴巨资赞助NBA,在全球范围内深化体育营销,拓展海外市场,努比亚去年年底更引入了苏宁投资持股强强联手,都看出了其在开放市场的发力,方向是对的。
赵先明是技术派出身,在接任新任董事长兼总裁前,他的职位是中兴通讯首席技术官,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在企业奠定江湖地位过程中掌控领先技术的重要意义,尤其是5G这样的引领行业趋势的下一代技术。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中兴通讯的Pre5G技术今年可实现规模商用。业界普遍预计2020年才可商用的技术,中兴通讯把这个时间缩短了四五年。
而这些走在行业前端的研发,要靠持续性的资金投入来维持。财报显示,2015年,中兴的研发投入为122亿元人民币,占营收比例为12.18%,同比上升35.4%,主要是加大了在5G、高端路由器、LTE、SDN、GPON、核心芯片等产品的研发投入,为公司运营商业务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优势、持续领先市场奠定了基础。
“如果船头方向对的话,中兴还是一艘大船,正驶向更加辽阔的远方。”闫占孟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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