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被临沂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后晕厥致死的报道刷屏,看完事情经过后感到非常痛心,年方18的花季少女本该迎来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旅程,万不曾想却因一通诈骗电话与父母阴阳两隔,走完短暂的人生。
录取女孩的学校南京邮电大学也是我的母校,碰巧我10余年前考入南邮时也遭遇过诈骗电话险些中招,而现在作为一个科技媒体人的我,长期观察通信、互联网、大数据等,深感有必要就此写一点文字。
网络上纪念、惋惜、哀怜的文字已经很多了,再多一篇也挽不回女孩年轻的生命,因此我打算探讨一下这起事件(或这类事件)中,技术和人的罪责划分问题--到底是技术之罪还是人之罪?谁主谁副?以及我们能(该)从这件事中学到些什么?
先回顾一下这起悲剧事件的经过,据《齐鲁晚报》报道:
8月19日下午4点半左右,有个陌生手机号码打到徐玉玉母亲李女士的手机上,对方声称有一笔助学金要发给徐玉玉,当天是最后一天。因为之前曾接到过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徐玉玉信以为真,就按对方的要求赶到附近一家银行,通过自动取款机领款。
根据徐玉玉之后的叙述,她通过自动取款机操作后并未成功。对方得知她带着交学费的银行卡后,要她取出卡上的9900元,把钱汇入指定账号,对方再把她的9900元连同助学金2600元一起打过来。毫无戒备的徐玉玉按照对方的说法操作后,再与对方联系,没想到对方手机已经关机。
徐玉玉意识到家人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学费被人骗走后,冒雨骑车回家,在母亲面前非常懊悔、自责,哭得很伤心。当天19点多,徐玉玉与父亲一起到派出所报案。从派出所返家后,一向身体健康的徐玉玉坐在三轮车上突然昏厥,之后被紧急送到医院。21日晚9点30分左右,徐玉玉最终抢救无效还是离开了人世,医生给出的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脏骤停”。
不需要吐槽女孩的智商
这里面有几个注意点:第一,陌生手机号码通知;第二,要发放助学金;第三,之前曾接到过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第四,去自动取款机领款;第五,把钱汇入指定账号。
若非站在旁观者清或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这五点中的前四点是非常难以辨别真伪的,环环相扣步步引人入彀。这对于一个涉世未深、有过类似经历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只不过是好事重演。以至于发展到第五点(疑点)时,女孩也没多想就着了道。
我看到一些读者在新闻评论中说“这智商也就不要上大学了”之类的评论,老实说这话放在一般的环境是成立的,任何没有类似经验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套路。但在本次事件中要考虑前四点前提,可以说女孩是在经历四步正确的预设之后,浑然不觉地倒在了错误的第五步上。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我们常在相声小品里看到的桥段--一个人竖一根指头问另一个人是几,然后竖两根指头又问是几,再竖起三根指头问1+1等于几……思维定式的参与者总会毫无防备就犯错。
因此,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不需要吐槽女孩的智商,不要把罪恶归结为单纯的人性。
陌生号码也不是最大的槽点
也许很多人都已经把矛头对准了“陌生号码”。据报道,涉事的诈骗电话为“171”开头,属于虚拟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而8月25日,虚拟运营商远特通信已经承认涉事号码由该公司提供,并属于合规开卡,用户信息属实可查。
另据报道,在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均发生过涉及170/171号段的电信诈骗。而以170/171号段为主要服务平台的虚拟运营商,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实名制落实的不到位导致电信诈骗屡见不鲜。
但是,笔者认为在此次事件中,陌生号码并不是最大的槽点。设身处境,悲剧事件中的女孩及其母亲是不会对陌生号码(注意是陌生、而不是如显示境外号、*号等异常号码)感到意外,乃至进一步确认对方身份的。从微妙心理上讲,对方是“领导”,是“提供好处的一方”,刨根问底确认身份属于不尊重的行为。退一万步,即便问了,对方回答姓张或姓李有区别吗?对徐玉玉母女来说,都是一个有预设身份的陌生人而已。
远特通信在声明中称该号码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并按照正规实名制操作流程进行开卡”的用户,即满足“实名制”要求。如果属实,那么此人的信息是可以被追溯查询的,但这就意味着能找到诈骗人了吗?有可能,也有不可能--可能的情况是此人很“老实”,果真用了自己的真实信息开卡;而不可能的情况是,此人属于职业诈骗,开卡信息并非本人。
不管哪种结果,都说明实名制只是在事前事中有疑虑需要核实身份,或后续追查案件时需要锁定嫌疑人时才有效用,换句话说,实名制不是防止诈骗的万能药。具体到本次事件,当事女孩及其家庭事前事中并未核实来电人真实信息,错过了规避悲剧的最佳时机。当然,这里我们也不能怪罪徐及其家人无防骗意识,实在是“有心算计无心人”,防不胜防。有什么理由要求每个人都是防骗专家呢?
出卖徐玉玉的信息的人是罪魁祸首
如前所说,陌生号码得以成功行骗,最大的前提是准确掌握了徐玉玉的个人信息。于是乎,一些解读者又把矛头对准了大数据,认为是专门收集个人隐私的某些数据公司或机构泄露了信息导致悲剧发生。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目前,并不清楚助学金信息的泄露原因。南京邮电大学已经与警方联系,并称“未联系过发放助学金事宜”。知情人士介绍,“助学金从申请到发放存在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泄露信息。”根据要求,助学金申请信息包含姓名、身份证信息、联系方式、住址等26项内容。
由于还没踏入大学,徐玉玉同学的全部学籍信息应该存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公开资料显示,这一系统是由教育部在2012年开始实施上线的系统,旨在对全国范围内的学生注册、学生信息维护、毕业升级、学籍异动实施信息化管理,全国超过1.4亿名中小学信息存储在该系统上。学校、教师、教育局、招生办等等能拿到学生数据的部门,都有可能是泄漏源。
当然,泄露信息的不一定是上述系统及其使用人,也有可能是外部黑客的攻击泄露。众所周知,我国教育系统等体制内单位的IT系统防黑客能力堪称非常脆弱,被动泄露亦有可能。
再者,大胆假设的话,能够获知徐玉玉同学信息的,除了有记录的系统,还包括同学、朋友、邻居等非系统的东西,从破案的角度,也不能排除这些可能的泄漏源。笔者开篇提到我在升入大学时也遭遇过电话诈骗(对方扮演医生谎称我出车祸要求打款付医疗费),诈骗分子对我及我的家庭了解详细,而那是一个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估计不会高级到系统泄露什么的“高科技”。
总之,无论怎么讲,无论是虚商的陌生电话,还是相关系统IT技术的落后,我认为这起悲剧最大的罪责不在技术而在人--人心之险恶远超你我的想象!
苛责技术之余,多想想人的原因
作为科技行业的观察者,这些年我见惯了民众在很多事件发生后对技术的过分苛责或错位责难,这其中当然有民众自身知识水平和从众心理有关,但更大的原因可能还在于舆论的引导和相关部门的作为问题。
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媒体从业者,忽略人性的复杂性,一心只看平台、通道等提供方的过错。譬如说,从前几年到现在,作为媒体记者,写写文章骂骂三大运营商总是没错的,总会有大把的围观群众叫好。在一些人看来,运营商屏蔽垃圾短信有如探囊取物般容易。实际上呢,看看互联网邮件服务商们反垃圾邮件的水准,你就知道谁并不比谁高明。
另一方面,我们的执法部门在处理相关事件时也抱着“秋后算账”而非“防患未然”的态度,后期的惩治力度也不足以震慑后来者,导致偷盗、诈骗等事件比比皆是。说到这里笔者要吐槽一下上海火车站的驻站警务人员了,当我曾经在站内因手机被盗而报警,并在地图上锁定“赃物”位置时(华为Mate8自带的锁定功能),警 察居然来一句:我们只是登记,基本追不回来的,你电影看多了。这种不作为让我哭笑不得。当然,恐怕和我一样哭笑不得的还有该警务室那几本厚厚的被盗记录本上罗列的一串串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看多了的人们”。
在手机被盗事件中,当时我天真地想,如果警 察叔叔们能够综合多人的失物地图锁定数据,这些点会不会最终汇集成一个大的点,从而帮助他们扫平一个偷盗者集中的大窝点?哇喔,那将是一个集定位、地图和大数据等技术于一身的现实应用案例,多么美好!哈哈,结果我想多了,该死的电影。
哦对,说到电影,我想起了那句著名的“枪不会杀人,人才会杀人”,好像也在某电影台词里出现过。我还该不该看电影呢?
末了,祝学妹徐玉玉同学的天堂里没有诈骗。
文/朱飞, 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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