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辆劳斯莱斯、一辆保时捷、数不清的奥迪、路虎和大众，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停在北京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的操场上，杵在黑色和银色的车圈里，一辆红色的玛莎拉蒂显得格外亮眼。穿着考究的家长们急匆匆下车，寻找自己5天没见的孩子们。
这些细节昭示着这所学校的不一般，学校的4900名中外籍学生全部来自中国的富裕家庭，他们中的大多数不需要通过高考来完成人生晋级，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父母对中国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考试制度并不感冒，也不希望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到如此单调的系统。
23万平方米的校园，规格一致的暗红色教学楼一字排开，身着红色校服、蓝色裤子的学生们拖着各色名牌行李箱走向校园大门，到处充斥着行李箱滑轮滚动的声音。
这一天是这所私立学校并不常见的一个周六。平时，这样的场景本该提前一天，因为初高中新生汇演以及高三国际班的ACT考试，假期顺延了一天。在这所要求全员寄宿的私立学校里，孩子被要求周一到周五住校，短暂的周末是家长和孩子唯一能相处的时间。
“有点不放心，舍不得。”见到罗雯的时候，她正在校门口踱步，她的儿子今年6岁，她不想让他寄宿，又担心“（他）输在起跑线上”。
这位妆容精致的女性看中这所学校中英文双语的教学模式，想让孩子一路读到中学，然后直接出国，“以后都是国际化、全球化，去国外的大学才更有竞争力。”
罗雯简单算过一笔账，到儿子初中毕业，学费、住宿费外加培训费差不多需要200万。有个朋友跟她开玩笑说，“是去读书还是读金子啊”。她回应，“培养一个‘金子’先得投入足够多的金子，等价交换。”
学校东北方向6公里就是中关村创业大街，中国创新力最发达的地方，也是诞生最多商界新贵的区域。5年前，罗雯的老公就在那里起家，她希望将来自己的儿子也可以跟他父亲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开疆扩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精英”。
“什么是精英？”
“做什么都能做好、做到极致的人就是精英。”
塔尖生活
这个周六上午，高三的丁宁刚考完ACT，她对自己的成绩略有担心，尤其是数学，其中有两道题不太确定。ACT也被称为“美国高考”，是美国大学的入学条件之一，包括数学、英语、阅读、科学推理，总分36分，成绩如果能在30分以上，就可以申请全美前30名的大学。
在中国普通高中的高三学生们每天做各种习题、参加模拟高考时，丁宁所在的这个有28人的国际双文凭班级里，所有人都正在为出国上大学做各种努力。来到这个班级前，丁宁的预期是，避开高考不仅能出国，而且相比那些每天做题做到手软的高中生，自己可以有个相对轻松的高中生活。
抱着“边玩边学”的心态走进这所私校的第一周，等待她的却是一张15门课的课程表。国际双文凭班因为要拿中美两方高中毕业证，高一开始他们就要学习中美两方的高中课程，美方课程8门，纯英语教学，期末要参加GAC考试（ACT的子课程），一门课不及格都没法拿到美方毕业证。
接下来的一年，她的在校生活基本可以概括为：早上8点开始上课，上午四节课，12点午休，13:30——4:30上课，两小时大课中间是体育锻炼时间，18:30——21：30是晚自习。在她的记忆里，每晚的晚自习永远有写不完的作业，抽空还要准备托福考试，比普通公立高中一年级还要忙。
小学运动班的高尔夫课程，学生每天需要练习3小时，练习两年后开始参加国内外大型比赛
寄宿制的管理也非常严苛，在校期间要上交手机、统一着装、统一宿舍配置、上课不能走动、禁止带零食进学校等。这种管理让刚从美国学习回来的丁宁“有点适应不过来”。高二这一年，丁宁和她的同学全体去美国密歇根州湖区公立高中插班学习一年，美式教育给丁宁最大的感触就是“自由”和“轻松”。
纪律上，国外学校基本没有任何束缚。教学上，老师们的作业都非常少，而且大多会有两个星期做作业的时间，老师也不会强迫学生。
一年后回到中国，在这所建立在中国却实行美式教育的私校里，丁宁觉得，学校的外教们也已经融入中国文化，每次都会留很多作业，而且基本都要求下次上课前交。
“每天都是睁眼上课，上课再上课。”丁宁说，自己高一晚自习永远有写不完的作业，抽空还要准备托福考试，比普通公立高中一年级要忙得多，压力也很大。一入学就是15门课，多一半还是纯英文教学，有些英语不好的同学就会特别吃力，她的英语水平属于优秀，但也经常被外教安排的千字论文搞得抓狂。
丁宁是典型的东北姑娘，说话声音爽朗，字正腔圆。两年前选择这所国际高中，一是因为户口问题，二是为了出国。在哈尔滨，她的中考摸底考试排在区前50名，她的同学普遍跟她一样，在成绩上都属于佼佼者。
“都是金字塔尖的学生。”托福老师熊敏说，北京市区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在510分左右，而这所私校国际班的学生平均分在525分以上，过往每年考入美国前50名大学的毕业生达85%。班上不乏想要冲刺常春藤联盟(由美国东北部地区的顶级八所大学组成）的同学，丁宁则更偏向实际，她想等ACT成绩出来，根据成绩确定最适合自己的申请目标。
除了学业，一切交由自己的选择也让他们颇有压力。
“最怕做错选择。”丁宁的同班同学孙凯滢说，自己这几个月每天都在看专业和学校，她的大方向基本明确——商科，她听说过很多因为选错专业，一直从事自己不喜欢工作的例子。
她担心自己也遇到同样的困惑，她甚至想好了“选错专业”的补救措施，如果在上大学期间发现自己不适合商科或者另有所爱，她会花大部分精力去选修自己真正热爱的专业。
按照申请标准，每个中国学生可以同时选择5所高校。最近，丁宁每天的生活中心就是复习ACT和托福，上网查询国外各类大学以及相关专业的申请条件。
从投入产出方面考虑，高昂的投入成本也成为影响他们选择的原因之一。孙凯滢还曾跟丁宁大致算过，他们一天仅学费支出就得500元，他们高一和高三每年的学费加住宿费得17万，但他们所在的国际双文凭班，因为高二需要出国学习一年，一年学费差不多35万。“30多万啊！”她两手撑开，“这么多钱！”父母花这么多钱培养自己，如果再走错没有一个好的发展，还不如直接上个中国的普通大学。
偶尔几次，她甚至有点羡慕那些高考的孩子，大家的目标都是那几张卷子，也只有那一条出路，你往前走就好。而现在，自己做的这个选择可能影响自己一辈子，5年很短，或许一个专业选错，5年后她和她的同学们将拥有不一样的生活。
上一代，下一代
4年前，一档相亲节目里一位哈佛博士面对自己中意的两个女嘉宾，向她们提问，如果中了1000万美元大奖，你会做什么？一个回答说自己花，另一个说存着。博士很不满意，在之后的采访里，他说那么多钱可以做很多有益于大家的事，但她们的思想境界没到那个程度。
坐在沙发上，当时只有13岁的叶令超突然觉得，有出国经历的人就是不一样，“自己是不是也该出国，提升一下自己的思想境界。”他立马转过身，跟身旁的父亲叶淳表达了出国的想法。父亲跟他说，好啊，你想好了我们随时让你出去。
叶令超的父母当即开始四处打听，最终将目标投向新加坡。一来新加坡是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的一个中间点，孩子适应起来不会太吃力，二是有亲戚在那边可以照顾。为此，他们当时还曾去新加坡考察了一圈，最后因转学到新加坡中学需要从初一重新开始学业而放弃，叶母和叶令超都觉得，为出国而耽误一年不值得。
叶淳今年40出头，身材略有发福，说话语速不徐不慢，逻辑清晰。他经营着一家几百人的公司，主要代理德国化工仪器。身处经常跟国外打交道的公司，叶淳深知，将来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在职场才更占优势。
面对国际化的需求，让儿子出国自然是不二之选，但自己的教育经历又让他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不应该错过，“数学这些方面真的要比国外强。”
20多年前，叶淳从山东大学毕业，学的化学工程，四年期间，他修了整整52门课，每天拿着书本从早啃到晚，尽管还是为了应付考试，但反反复复的学习还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他常常记得，当时每次考试都在大阶梯教室，一年级三年级岔开，40多人，三角错位排序。根本没法作弊，挂了就得重修。
“非常非常的严格。”叶淳觉得，当时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他们这批人，从高中到大学的学习基础都比较扎实。不像现在，大学文凭含金量这么低。有时候，看到好多孩子一上大学开始实习，大三开始各种投简历，竞争上岗，到最后为工作而工作。他觉得有些可悲，“辛辛苦苦上那么多年学，最后就为了养家糊口挣扎。”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这样。
他直言自己尊重学历，但更看重能力。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他衡量一个毕业生的价值仅在于你是否能为我创造价值。同一个岗位，他曾分别招过一个清华的毕业生和一个吉利大学的毕业生，出差一周，前者负责的客户打了七八个投诉电话，后者负责的客户连连说好，“我相信所有的老板都会选择后者。”
叶淳选择让孩子去国外也是出于这点考虑，“国外教育一定不会告诉你哪件事该怎么做，你自然而然会慢慢学会自己思考，不会进了社会还等着别人教你。”
一次儿子跟他抱怨，班级里有个同学特爱出风头，说自己一口气能做几十个俯卧撑，自己有点看不惯。叶淳劝儿子要学习别人。在中国的文化里，讲“枪打出头鸟”，要低调收敛，但在德国公司里，你如果不积极表现，老板永远不会在意你，在遇到难度较大的工作时，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自信承认自己有可以挑战的能力，老板更不会把工作交给你。
孙凯滢的父亲孙峰，早在女儿小学的时候就确定让她出国深造，他的理念很简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达的地方教育一定更优质。”更具体点说，他喜欢国外干净的马路，畅通的交通，以及随处可见的历史建筑。
跟叶淳一样，1960年代生人的孙峰受益于邓小平在1978年恢复高考的政策。那一代中国人对考试制度抱有复杂的情感，他们通过机械的反复练习通过了考试，完成人生进阶，同时身为这种古板教育制度的亲历者又有所反思。
1982年，孙峰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建筑系，几年下来，虽然基础打得不错，但“好像都没有想法”，大家每天抱着书本学，消息闭塞，最多听听广播里的国际新闻，从来不会考虑自己想做什么，等着毕业分配就好，那时国家的口号是“哪里需要去哪里”，二十多年过去，当全世界都在提个性化这个词的时候，他发现中国的大学教育还停留在原点，大学生跟当年自己一样，没有追求，没有信仰。
高二交换到美国学习一年的孙凯滢和丁宁都觉得，最大的收获是眼界的提升，以及对美国文化浸染式的体验学习。在美国学校里，依然有极少部分的白人同学歧视中国人和黑人，有几次吃饭，两三个美国同学一直往孙凯滢所在的餐桌上扔胡萝卜，体育课上，丁宁则被几个男生不停地砸雪球。
跆拳道黑带出身的孙凯滢性格直爽，每次被欺负后都恨不得把对方踹飞，但每次又会平复自己去找老师解决。出国前，她的班主任宋建华经常会跟他们强调，遇事要理性，不能冲动解决，一定要找老师帮助。
孙凯滢回想起来，虽然过去不太能理解老师“忍忍忍”的办法，但现在的她觉得，暴力其实是一个恶性循坏，美国种族歧视是历史问题，以暴制暴只会让对方更瞧不起自己，以后的工作中或许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你要用能力征服他们”。
叶令超的母亲也非常喜欢学校这一年的国外教育体验安排，儿子可以通过这一年，去尝试能否适应美国生活，是不是喜欢，万一没法融入也可以折回来参加高考，“等于是双保险，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
头等舱理论
12岁的朱可敏刚从云南考进这所学校。
在一年24万的学费面前，她知道自己的同学们普遍出身优越。“家庭条件不好的，就算能来，也很难融入。”朱可敏说，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喜欢谈论钢琴、马术、网球，英美差距，或者你最喜欢的国家。
学校的防雾霾气膜体育馆，室内配有PM2.5的空气净化系统，在室外PM值达到400的情况下，室内可以控制在30以下
她已经算不清自己去过多少国家，新加坡、马尔代夫、法国、英国、美国、瑞典，她双手摊开看着手指，“反正就是很多啦！”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个假期出国旅游或者参加夏冬令营是她的惯例。每次回来，班主任都会让她站在讲台前，跟她的同学们分享自己新的所见所闻，大家瞪大眼睛听着，经常有人问她坐大飞机什么感觉，或者跟她说“我这辈子要是能出个国就好了”。
她有些无奈，出个国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不就几个小时的事嘛。“就觉得只是我在说，他们回应的点永远在奇怪的飞机和外国人长什么样之类的问题上。”而来到这所私立学校的第一天，大家做自我介绍，几乎每个人都会多少提及自己的出国经历，她有种终于找到同类的幸福感。
以前那种优越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交流。有同学说，自己喜欢巴黎，其他人都会脱口而出卢浮宫、凯旋门、塞纳河、协和广场。
除了这些，这个班里，最神秘的问题似乎是“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以及“你家的家庭资产？”在有钱这个大的框架下，财富差距依然存在，班里有个同学问及这个问题一直遮遮掩掩，后来无意有人得知他的父亲是国内某知名房地产企业老大，资产过百亿，这个消息在班里很快传开。
她喜欢现在的同学，大家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以及对于未来美好又实际的愿景。
在这个学校，圈子和人脉两个词被多次提及。孙凯滢记得父亲孙峰曾跟她说，跟这些人做同学，你的圈子更高，你的同学都将出国，你们家庭背景相似，将来都会进入好的学校，有好的事业发展，一定可以互相帮衬，要多珍惜这种缘分。
“跟什么人在一起，将来就是什么圈子。”孙峰对《博客天下》说，跟优秀的人在一起，你成为优秀的人的概率就会增大。
国际高中部的课间休息，学生正在讨论刚才课上的问题
戴启富让女儿来这个学校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这些孩子在一起更纯粹一些，富养女嘛。”戴说，这些孩子基本家庭优越，衣食无忧，从小比较随心，父母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成长环境，性格比较纯粹，不会有太多心思。如果送去公立初高中，唯分数论高低，担心影响孩子性格的发展。
在密集的社会活动中，这些孩子对自己所处的圈子也有了更多的认知。高一那年，他们乘坐二十几小时的绿皮车，抵达四川的青川，汶川地震后，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与当地签署支教协议，学校每年都会送100名孩子过去支教两周。
在叶令超、丁宁、孙凯滢的描述里，那是一个没法洗澡、随时停电、电视后面都带个大黑框且经常没信号、一年吃巴掌大点腊肉、卫生间就是一个土坑的地方。有时候丁宁会觉得，他们的到来并非给那些孩子希望，对一些敏感的孩子可能更加剧了“我们出不去了”的想法。
村里的学生有手机的不多，仅有的几台都是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不认识的”国产品牌，每次孩子看到丁宁的苹果手机，都会跑过来问她，那些红红绿绿的APP软件是做什么用的。有时候，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丁宁会刻意把手机收起来，“我觉得有些敏感的孩子心里肯定会想，你看一出生就不一样，凭什么你一出生你就可以有那么好的条件，就是心里会觉得是注定的，我们就是该待在这个地方，出不去了。”
孙凯滢曾跟几个小朋友聊职业理想，大家都支支吾吾，有的说上到哪算哪，有的说不知道，也有人说想考公务员。“你会觉得他们特模糊，对未来没有概念，没有人说要出去看看或者什么的。”
在支教结束前一天，孙凯滢在讲台前跟那些孩子告别，她说了很多话，大意是我们本来出身不一样，你们不努力差距会更大，外面的世界非常精彩，有很多的机会，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出去看看。说完，台下的几个学生含泪跟她说一定努力学习。
一年后，去那支教的学妹回来告诉她，那个班里好几个学生已经不上学了，都出去打工了。“没有见过什么是好，说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孙凯滢庆幸自己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她也第一次开始思考，“什么是公平。”
“学校不一样，你的眼界不一样，你在特别好的学校，你可能会看到更大的世界，你就想做更大的事情。”叶令超的父亲叶淳非常认可圈子文化，他的一个朋友哈佛毕业，平时一说都是要做政治，要解决人民问题。
财富并不是成为同类的唯一标准，中国的富豪家长在财富之上还关心彼此间的家庭背景。
曾负责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小学招生工作的国际高中副主任高培记得，2006、2007年的时候，很多父母首先会问她，别的孩子家长是做什么的，你们的家长分为哪几类。紧接着试探问，“会不会是煤老板或者卖菜起家的啊，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娇生惯养没素质，带坏我们的孩子。”
她常常需要花很多时间跟这些父母解释，学校不排除有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但相对的，因为这些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不懂教育，反而会将孩子的教育权完全托付给学校。
高培说，这所私立学校的家长来源基本趋向稳定——私营老板、外企高管、互联网等大型企业的技术骨干以及政府公务人员。
在这所私校执教16年的英籍老师Richard能理解这些父母的选择。在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教育考核要求完全相同的英国，有钱人的父母还是会选择将孩子送往更昂贵的私立学校，“有钱人的家庭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跟穷人的孩子有太多交集。”
他把英国的教育比作一个飞机，大家飞往的目的地一样，但贵族教育就相当于头等舱，普通公立学校属于经济舱。在头等舱，你可以舒服地躺着，享受安静的时光，但在经济舱，“你可能得忍受身边有异味的人或者嘈杂的环境。”
全能人才
掌握一项或者多项代表上流阶层的兴趣只是这些中国孩子通向精英阶层的必备技能之一。学习这些额外的技能同样需要金钱的堆积。
在这所私立学校，每个孩子都自幼学习了一门或者多门的特长。朱可敏在5岁开始学钢琴，2年前跟随私教打网球，一年前练习马术，一年单这些兴趣方面的投入就在10万左右。
高三的肖尚鑫几乎学遍了所有感兴趣的项目，舞蹈、武术、围棋、书法、架子鼓、葫芦丝、古筝、跆拳道。简而言之，男孩每次看到什么想学只要跟父母说一声，第二天就可以开始练习。“无条件支持。”
肖尚鑫初一就考取了跆拳道黑带，而从学前班开始练习的书法至今还在坚持。丁宁则从小学开始就代表哈尔滨舞蹈团出访比利时、荷兰、英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叶令超5岁开始打高尔夫，孙凯滢则是北京市跆拳道女子组冠军。
8月15日中午，在校区东南角大约800平方米的马术教练场地上，来自德国马术世家的教练Judy将这所私立学校的学前班学生分好组，鼓励他们用手摸摸马并给它们喂草。这些学前班孩子普遍只有五六岁，大多数都刚刚开始自己的寄宿生活。
9岁的Nillo和小朋友在喂马，他来自德国马术世家，4个月前跟随来这所学校任教的母亲到中国
6岁的马峥赫站在同学之外，撇着嘴，眼泪在眼睛里打个圈再努力收回去，一脸的委屈。反反复复几次，实在忍不下去了，眼泪呼啦啦往外涌。老师们凑过来，他越哭越厉害，“我想妈妈呢。”他说。
马峥赫是这个班里为数不多学过马术的孩子，从4岁开始，他每周末都要去大兴的马场学习，到现在已经可以驾驭小马、中马、大马三个类型了。来幼儿园报班的时候，爸爸帮他继续选择了马术，跟他强调这是一项绅士运动，又是跟动物接触，长期坚持，可以培养自己的韧性和爱心。
负责招生的徐敏对这批家长的诉求了如指掌，10多年来，从未有家长在她面前提出自己的孩子必须成绩好，“大多数家长要求成绩中上就好，大家最关心的反而是综合能力的提升，比如艺术、体育以及社团活动的课程。”
为满足这些诉求，学校开设了马术、击剑、游泳、高尔夫、网球、羽毛球等多项运动，每位学生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必须选择一门主修，每天练习至少一个小时。同时，从一年级开始必须学习钢琴。
“每个人都有兴趣特长，没有反而会奇怪吧。”朱可敏所在的中学国际双优运动班，旨在定向培养符合NCAA（全美大学体育联合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标准的学生，对照中国的标准，相当于省级专业队的主力水平。朱可敏主修的网球，每天下午要进行3~4小时的训练，直到初中毕业，累计最少2400小时。
胡雄一负责“双优运动班”网球、高尔夫以及马术的教学管理，三年前刚开设这个课程的时候，只有5个学生报名，而现在这个数字翻了30倍。
在班级推介会上，很多家长担心，每天长达三四个小时的体育运动时间是否会消耗孩子太多体力和精力，影响文化课以及其他的发展。这位曾在英国执教8年的网球教师，试图通过自己两个孩子的经历告诉台下父母运动教育的优势。
NCAA有一项非常严格的要求：只要你学业有一门挂科，你需要停赛一个季度。胡雄一的儿子是NCAA的网球冠军，四年大学以GPA3.9分的成绩毕业。他们的球队里会有专业的学术管理官员，每次赛季回来后，只要哪门课有问题，都会帮你安排那门课的教师授课。
胡雄一的女儿自幼练习网球和高尔夫，当时她申请卫斯理学院的成绩并非突出，最终因为学校缺一个80杆的高尔夫选手而被录取。这所女子学院先后走出不少著名女性，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人、联邦参议员希拉里，还有中国的宋美龄。
他的陈述吸引了台下很多家长，运动和精英教育相辅相成的观点得到大家的赞许。几十位家长涌上来追着他问，自己的孩子是否有资格进入这个班级，以及能否在刚开始的时候，让孩子都接触一下网球和高尔夫球。
他突然觉得，在中国私立学校推行真正的运动教育成为可能。通过多年的体能训练以及严苛的比赛，这些孩子在培养体质成长最关键的这些年里，奠定了能成为精英的首要基础——一个好的身体。但运动并不是逼着孩子去练习或者有太强的目的性，胡雄一说，曾有不少中国家长直接问他，“我的孩子能打到世界第几。”
“这些家长在孩子的运动、艺术包括出国旅行方面经济投入非常大，一般家庭根本无力承担，而这些孩子依靠这些特长也会更容易申请到美国顶尖的大学，最后收获一份好工作。”国际高中副主任高培认为，贫富差距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阶层的流动性，最优质的精英教育永远属于小众。
来源：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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