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in Ralls
近年来艺术领域内的企业家精神广受关注。无数机构实行了一个接一个的项目，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也成了当代音乐界内一个热门的话题。而作曲家、指挥家Justin Ralls 在这篇题为《艺术领域内的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中讨论了有关艺术领域中的企业家精神现象，还有其对于社会作曲家的巨大影响。
作为一名学生，我被告知仅靠作曲来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有许多其他选择：从事竞争激烈的商业电影、录像、网游及广告歌曲行业；从事教育（做家教或机构老师）；以及其他工作，运用其他任何技能，只要能供你支持自己的音乐和愿望；或者这些工作都做。所有这些都不错，只不过要是作曲家不那么喜欢从事艺术管理、不那么擅长社交媒体或筹资活动、不那么容易被商业圈同化，那会怎么样呢？要是作曲家不那么想做一名表演家，其优势也不适合做一位企业家，那该怎么办呢？
这是每一位作曲家都面临的普遍现象。成为当今作曲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还需要有奉献精神，有思想，有灵感。一名作曲家也面临着许多作曲后的挑战。作曲本身就是一种全职工作。然而在创作完一段曲子后，如今你还经常得自己负责曲子的编排和演奏——找足够的演奏者和场地、筹资举办活动以及进行有效推广。学生时代你就被告知没有人会为你做这些事。但也有一些作曲家能获得大量佣金，能举办很多演奏会，也能在电影业获得成就，因而你就明白了在某些地方仍有人从事作曲行业的同时还能获得资金支持。不过很显然这种例外现象在不断减少，而且也没那么多钱分配给你。因此，我们不得不为我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建立一个文化经济空间。就好比一位建筑师完成了精密的规划后得自己去建造这栋房子，包括出钱买材料，雇佣劳力，买场地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过去，作曲家通常都是富裕赞助人的天才宠物——皇室及产业巨头负责照顾他们并资助他们的事业。也许人们会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成为一名作曲家从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罗伯特·亨利所称的“艺术精神”。事实上，亨利写过他喜欢将艺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谋生方式。“琳达·埃希格教授是艺术企业家精神的一位直率的拥护者，她强调中产阶级艺术家的作用，那些艺术家既不贫困也没有因艺术致富。她称其为“艺术企业家精神”或“艺术家自我管理”，这是美国艺术家工作生活的一部分。正是这些艺术家，这些中产阶级艺术家能给社会带来好处，能创造出色的作品，且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评论这个体系。”
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推出的南加州联邦音乐项目，1937年
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经济现状，加上中产阶级的系统性毁灭使得埃希格的话对于潜在学生来说是一种令人困惑的要求。我要向琳达·埃希格提出的问题是：当这个体系在不断毁坏社会公益且阻止艺术家完成出色工作时，艺术家要如何给社会带来好处，创造出色的作品，且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评论这个体系呢？
结局并不是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而是挣扎求生的行为——模糊了愿望和卑微的机会主义。作曲家尼古拉·切斯在其博客中举了万能的美元为例：
为了用美元描绘出现状，2012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报告“艺术的资助情况“显示，美国国家拨给艺术基金的预算人均只有0.47美元——排名第二最低的国家是新西兰，人均2.98美元。调查中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之间展现出惊人的差距，加拿大成倍超越以上国家，人均达5.19美元，而英国威尔士则高达人均17.80美元。然而，以上数字给我们描绘的暗淡图景显示的不仅仅是财政或经济方面的：它也解释了艺术家缺乏追求艺术事业的激励因素，也暗示管理者为推动文化建设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太低……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已经不仅仅是机械的或财政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层社会问题了。
最近我与一位朋友及其上司（一个60出头的男人）一起吃午餐。我们愉快地讨论了科学、艺术以及意识等话题。他对我的音乐也很感兴趣。我说他可以在网上免费听我的音乐，但他却坚持要付钱，并说“您给我开个价就是帮我的忙了。“这简直太奇怪了，我非常惊讶，一点准备也没有。我并没有开发自己的网站，包含iTunes风格的购买方式及下载权限，也没有获得唱片公司的支持来资助及分销我的录音带。我为什么不开发自己的网站呢？主要是因为我忙着磨练自己的创作技巧。我看中的是我工作的质量和完整而不是销售。我没法儿跟这位真心喜欢我音乐的顾客争论，但他的赞赏却被这种深深的交易道德准则——即我们必须给一个相当主观性的非固定实体定一个固定价值——阻碍了。
接下来关于可能不稳定的音乐经济学的讨论最好要考虑一下普通人的伦理道德。就像维持人类生命的空气、土地、水以及阳光是人类享有的普通权利且人人拥有一样，社会知识及创造性公共财富也是如此。尽管意思隐含，但这种模式却是一种公共互惠关系。艺术家及音乐家可以创造并提供其音乐作品和劳力供大家免费“使用“，但消费者要付钱给一个支持艺术家且鼓励更多创新及文化丰富的体系。我们的政府可以很容易的创建这样一种体系。大萧条时期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推出的联邦音乐、剧院及作家项目就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因为他们雇佣了成千上万名艺术家、作曲家和音乐家。随着国家将资源和能源用于另一项事业——战争——这些项目都沉入海底。人们都不从事艺术创造了，反而开始制造炸药，大量企业建来摧毁城市，然后再建，这一过程就耗费了不少金钱。
纽约市联邦音乐项目海报，在Y.M. & Y.W.H.A.举行免费交响音乐会
尼古拉·切斯在NewMusicBox的评论中进一步声明“通过一种社会损耗，我所做之事的低价值要求我必须成为一名企业家……这意味着我在自己的领域内扮演者双重、三重甚至四重角色。我是一名作曲家，也经常是主管人、制作方，最近又成了演奏者……我们如今面临的问题是那种模型的有效性如何，因为它需要我们艺术家更多更多的关注。看起来似乎这种想法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处理者一个方便的替罪羊了。“
如果我们创造性活动的成果，例如我们的音乐、想法及精力在社会考量中不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如果作曲和演奏音乐没有获得食物、住房及医疗服务的交易价值，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价值，要么遵循社会考量及价值标准，要么改变社会考量及价值标准。
我们不会去鼓励艺术家遵循社会外界压力来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就可以用作一个宝贵的工具来重新设计音乐家和社会的关系——来鼓励进行一种完全的重新评估。
不管你如何切割问题，对我来说这些论点和经历都指向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意识——也就是说，寻求实现替代我们日常社会主宰价值的另一类价值。我们可以通过集体拒绝支付施加在年轻创造者身上的不可能偿还的债务来实现，他们不断地工作，为社会创造福利，却没有获得任何金钱补偿。我们也可以组织更多的作曲家团体或授权许多国家性和地区性集体来展开政治经济激进主义，要求我们的政府提供必要资源来巩固艺术团体的力量，实现他们的艺术愿望。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开发像BELTA或者The Impresario Society一样新的筹资方式，努力创造新方法来支持艺术家并把社会财富转化成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我们也可以发表更多文章来引发更多深入我们沮丧且不公正待遇根源的讨论，而不是仅仅处理其表面现象。这种意识上的转换是第一个创造性时刻，是革命性艺术的先例。一位评论员将这种意识转变形容为接受真理：
约瑟夫·坎贝尔在与比尔·莫耶斯的会话中被问到有关萨满教巫师的问题。莫耶斯想知道萨满教巫师是否仍然存在。坎贝尔回答说，现代的萨满教巫师就是我们的艺术家。在真正创造的时刻，一种可能性会自动出现，让你转变自己的意识……我们越多的人体验到那种视野，转变意识的可能性就越大。模式转变是很可能的，但只有在我们中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思考一刻钟，处于完全有意识状态，且让“真理“进入大脑时才会发生……到那时我们就能进入萨满教巫师或艺术家的领域了。这就是创造性的一刻。
（尚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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