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好一阵的两个“达利”展之争究竟怎么回事？对公众来说更值得思考什么？为何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少有翻铸争议？也许应该正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红与黑”并存。
达利的大批杰作在上海外滩18号集中展出。 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图
去年在上海举办的莫奈大展无疑大获成功，过了一年多，去年举办莫奈大展的两个拍档：上海天协文化和K11却已拆伙，而且，将“针锋相对”地在上海举办两个达利展——这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隐情？而关于达利作品真假的话题也开始议论纷纷，其背后原因何在？
刚刚过去的周末，在一片欢呼、质疑和争论中，达利，这个留着两道怪异的飞檐胡子、双目圆瞪的艺术“怪咖”终于伴随“疯狂达利艺术大展” 在上海外滩18号亮相，又一次走进公众视线。而自从今年6月初上海天协文化在沪宣布：将于今年9月在外滩18号举办此展以来，关于“疯狂达利”的质疑声就此起彼伏，争论也在持续发酵，引来各方关注，而公认的事件另一方，便是即将于11月在上海K11举办达利大展的西班牙卡拉-达利基金会（Fundació Gala-Salvador Dalí）。
6月24日，卡拉-达利基金会执行长胡安·M.萨维拉诺（Juan M. Sevillano）亲赴上海，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访问时反复强调了即将于11月5日揭幕的“跨界大师·鬼才达利”展览的“纯正血统”，同时也暗示了其他达利展览可能“不那么正宗”。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在与“鬼才达利”展览合作的“东方票务”网站上，亦出现与萨维拉诺之前的口径和态度“完全一致”的“高调暗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对艺术界和广大民众而言，达利的“真假”之争背后还有什么更值得去思考的？澎湃新闻为此专门进行了 调查。
展览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图
两个“达利展”引发的争论
今年6月3日，上海天协文化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疯狂达利艺术大展”将于9月26日在外滩十八号开幕，展出近300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的艺术臻品，其中以青铜雕塑为主轴，且均为达利真迹。主办方负责人谢定伟介绍，全部展品来自拥有丰富达利藏品的瑞士施特安顿基金会（The Stratton Foundation）。基金会主席班纳米诺·莱威（Beniamino Levi）与达利私交甚笃，是目前唯一健在的达利经纪人。在过去的25年里，施特安顿基金会在世界各地举办过80次达利大展。
然而消息发布不久，网上就流传质疑“疯狂达利艺术大展”展品为假的言论。而6月24日，“跨界大师·鬼才达利”超现实主义大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K11举行。展览由K11 Art Foundation与西班牙卡拉-达利基金会联合主办。据悉，卡拉-达利基金会是艺术家达利本人亲自创办的基金会，负责管理达利戏剧博物馆、达利卡拉城堡和达利李家港美术馆，以及包括知识产权和著作权在内的艺术文化遗产。“鬼才达利”将展出200余件达利作品，包括画作、设计以及达利私人用品。
达利玩胡子。
发布会上，卡拉-达利基金会执行长胡安·M.萨维拉诺亲历现场，除了介绍展览的大致情况外，更一再突出了“鬼才达利”的“纯正血统”，同时也暗示了其他达利展览可能滥竽充数。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萨维拉诺也进一步介绍了卡拉-达利基金会的权威性，并坦言要对达利艺术市场的混乱“有所作为”。网络上也随即出现了关于“血统论”的“高调暗示”。
而在6月24日，K11新闻发布会当天，澎湃新闻记者在现场遇见受邀前来的西班牙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优·特克（Rodrigo Aguirre De Cárcer）先生。特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班牙有着灿烂的艺术文化。达利、毕加索、米罗，包括再早前的格雷科、委拉斯贵兹、戈雅等都是世界顶级的艺术大家。不过因为这些艺术家很有名，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赚钱的机会。在展示文化的同时，他们也能赚很多钱。当然这个因人而异，有些人在展示这些艺术家作品时更加严谨，更纯粹，遵守道德底线。比如这个展览。”他表示，截至采访之时，作为总领事他尚未听说在上海9月还将举办另一场达利大展。不过他也坦言，如果那也是达利的真迹，他同样非常欢迎。
面对这些质疑，为策划“疯狂达利”展奔波良久的天协文化完全不能认同，并迅速做出了回应。
天协文化公司总经理、“疯狂达利”主办方负责人，之前也是“毕加索中国大展”、“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的主要策展人谢定伟反驳称：“我们带给上海观众的这些版权作品，不仅都是达利的标志性作品，在法律上也都是得到认可的，并不是仿冒产品。”他告诉澎湃新闻：“这次展品的证据链是完全清晰的：第一，有版权；第二，完全符合法国的法律；第三，有世界上最权威的达利鉴定家的认证书，而且是被市场所接受的。再加上有法院的胜诉判决。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都是合理、合法制作和展览的。”
关于公众关心的由于雕塑的可复制性而引起的版权问题，谢定伟解释说：“在国际上，对于雕塑作品的实际制作数量，有一个法律约定。根据法国相关法律规定，同一款雕塑的设计下，室外的大型雕塑可以做12个；室内博物馆级别的雕塑，也可以做12个，这些都是原作。而缩小版的雕塑，允许做350个。以大型雕塑为例，如果要制作更多，那么从第13件开始就被认作是复制品，而且必须在这些复制品外部有明确标示，”而“施特安顿基金会对此严格遵守，从无犯规”。
他也同时指出，卡拉-达利基金会所谓“唯一官方授权”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是基金会授权，只能代表基金会，不代表‘官方’。在中文里‘官方’有两重意思，一重是一个机构的正宗代表，另一重就是指政府。但它办展本身和政府毫无关系。在西方，没有这个展览是政府认可还是反对的说法，只有合法与非法的区分。如果是基金会的授权书，那我的基金会也有官方的授权书。”谢定伟坦言：“这两家有竞争关系的基金会在国外就开始打对台了，但其实它们曾经还是合作伙伴”。
对外界普遍猜测的天协文化与K11之间是否有不合一事，谢定伟明确辟谣：“我和K11根本没有矛盾。K11如果层高够高的话，我也想在K11展出，可惜太低才2.8米，我们的大型雕塑要三四米，没法展。”而“此次两展‘撞车’纯属巧合”，谢定伟称：“事先根本不知道K11也在筹备达利展。这种同时办展的情况其实真的是小概率事件。”
而之后沪上一媒体旗下的微信公号上发表的一篇名为《三个达利展在中国撞车，这背后的水有点深》的文章更是将争议推向白热化。文章立场鲜明地指出，这次K11的达利展“权威性无需赘言”，而“外滩18号和天协文化合作的‘达利展’展品来自国际艺术界饱受争议的艺术商人Beniamino Levi及其名下的施特安顿基金会”，从而 “内行人眼里，这两次展览的分量高下立判”。
对此，“疯狂达利”主办方一度准备诉诸法律手段。谢定伟称：“外方当即委托了北京四大律师事务所之一，专门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安杰律师事务所向这一媒体发了律师函，要求尽快终止这篇文章的发表。”之后该媒体微信平台，以及一些艺术网站将此文撤下。
瑞士施特安顿基金会主席莱威
在8月26日举行的“疯狂达利”展开箱仪式上，现年87岁的施特安顿基金会主席莱威也前来参加，并回答澎湃新闻提问。“我所拥有的那些达利作品的合法性，以及所有我与达利先生直接或间接签订的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他也明确表示，“在政府的授权书上也写得很明确，卡拉-达利基金会的职责是管理达利先生逝世后作为遗产部分的作品及其版权，但作为达利生前所创作，有独立行为且销售出去的那些作品，基金会没有任何的管辖权。”开箱仪式上，施特安顿基金会委托的中方和外方律师也做了相关发言。
澎湃新闻记者就上述争议及相关媒体微信撤稿事件联系了K11方面，截至发稿时，K11方面没有给予回应。
“达利的艺术市场确实很乱”
然而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即“达利的艺术市场确实很乱”。多年前一本名为《达利的骗局》的畅销书情节更是跌宕起伏，其中描述的造假黑幕骇人听闻。但此书也因有“小说”之嫌，故内容的真实程度也曾遭到怀疑。尽管如此，对于达利艺术市场乱象的曝光还是时有发生。
美国资深的艺术类杂志《艺术新闻》（ARTnews）曾在2008年和2012年分别报道了有关达利雕塑市场的“浑水”。《艺术新闻》一篇详尽的调查表明：“萨尔瓦多·达利的晚期雕塑市场仍然饱受错误的信息、未经授权的版本、所有权争执以及一些公开欺诈的困扰。雕塑作品还不断大量涌向拍卖市场”，以至于有两年，“苏富比和佳士得基本上完全停止了达利雕塑的交易”。而存疑的新雕塑还在不断涌现。
业内专家表示：“达利确实有很多杰出的作品。但达利奢侈的生活致使其后来资金有很大缺口，为了弥补，他就得大量授权。所以和相近时期的其他艺术家比起来，达利的市场要混乱一些。” 而无论是此次“鬼才达利”主办方的萨维拉诺，还是“疯狂达利”主办方的谢定伟也都谈到了“乱”这个问题。
卡拉-达利基金会执行长萨维拉诺
在此情况下，雕塑作品因为其可复制性，故更易引发争议。而是否有合法版权，是否依据法律法规去翻铸，是否有权威人士的认证等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这些年，国际上有关名家雕塑“真迹”与否的争议屡见不鲜。2013年澎湃新闻曾经关注过外媒报道的德加雕塑真假之争，但那一次，正如外媒所言，“没有一位德加雕塑的资深专家”认可那批石膏作品出自德加之手。报道中也提及了德加自己的忧虑——据说德加有次在沉思未来时想必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他对画家朋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灰尘，而是人的双手。”
然而即便拥有授权，也有人提出艺术家在其中到底参与多少的疑问。
比如雕塑大家罗丹。澎湃新闻前不久就报道了有关罗丹雕塑的真伪之辩。文中提到2011年，当美国的坎特基金会（Cantor Foundation）在加州拉古那艺术学院举办罗丹雕塑展时，“美国画商、艺术品打假专家”盖里·阿森奴就撰文激愤地表示：“死人不会雕刻。死人不会签名。死人更不会在作品上标记序号。”他甚至指出：“罗丹死后诞生的作品竟然比他生前更多。”实际上，罗丹1917年去世时，“留给世人的雕塑作品多达6000件，其中大部分都是石膏像，从未被浇铸成青铜雕塑。而在遗嘱中，艺术家将自己作品的制作权交给了法国政府，而坎特收藏的大部分罗丹雕塑都是由罗丹博物馆授权制作的。”
尽管纯粹主义者的抗议声不绝，但艺术专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罗丹专家阿尔伯特·埃尔森（Albert Elsen）就表示“理论上讲，所有经过罗丹或其继承者（即法国政府／巴黎罗丹博物馆）授权的青铜雕塑都是真品”。他还透露说，即便是罗丹生前的雕塑作品也不是由他本人签名的，“实际上，罗丹本人从未亲身参与其作品的浇铸工作，甚至据说他根本没有踏足过铸造厂一步。”而对这次来访的达利展，同样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
萨尔瓦多·达利肖像
机械复制时代，怎样书写艺术史？
对于雕塑中翻铸复制的起源，沪上一雕塑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文艺复兴时代米开朗琪罗等早期雕塑大都是用石头雕琢的，到了19世纪铜质雕塑等各种材料的雕塑才变得多起来。“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制作技术能力的提高，再加之商业化的发展，人们对雕塑需求的增加，使得各种材料的雕塑翻制和复制变得越来越普遍。”此前相关报道也同样指出：“在艺术史中，只有早期的雕刻家会亲自创作独一无二的雕塑作品。而在十九世纪，大多数的雕塑家都会制作最初的模具，将成品的制作拜托给专业人员。”而今这种情况更为普遍，雕塑专家称“当下很多雕塑家自己就画个草图，电脑里二维或者三维制作完，就让工厂去做的情况是很多的”。
技术革命、分工、复制……在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艺术何为？这些话题在20世纪初就引起了西方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德国著名美学家、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曾于1930年代写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书，后来成为其代表作。这本颠覆性的著作论述了技术革命在当代所孵化的新的艺术样式——机械复制艺术。他从艺术生产理论出发，从制造技术的角度，剖析了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区别。
展览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图
有人将本雅明解读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叛逆者，因为“他认识到，通过机械复制所形成的更大的艺术民主化，可以使艺术作品变得更加实用有效”，他似乎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中难得对大众文化持肯定态度的理论家”；也有人不敢苟同，认为本雅明对大众文化依然警惕、忧虑和不满。他提出“机械复制时代有科学技术，使得许多原作可以大量地复制，这种复制会使得艺术品失去了传统艺术那种的原真性。这种原真性的即时即地性，使得传统艺术是‘独一无二的历史’”。
也许，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技术革命给人文艺术所造成的影响原本就是“正反”双重的。科技的进步使更多艺术品得以走进民众生活，适当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效率、辅助艺术创作，这些都不失为积极的方面。然而警惕艺术的“异化”，同样不容小觑。在这方面，法律法规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了解，西方在雕塑版权方面相对有着较为清晰的认定，而知情人士透露“国内现在雕塑版权的具体规定还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有说7件属于原作，有说12件，更多的都是各自对西方相关法律的一种解读”。
而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即便是在合法授权的前提下，从学术角度讲，艺术家在作品中参与程度的话题依然有探讨空间。以雕塑为例，当代科学技术条件能否帮助艺术家的“原创性”在最后的成品中完美体现？艺术家需要怎样的参与才能保证质量？是艺术家绘制的设计草图，制作的模型小样，还是艺术家需亲手参与监制成品大样？或许艺术家、技术专家、研究者、鉴定家、收藏家等，该围坐下来一同探讨。
然而在采访中，雕塑家也坦言：“即便在混沌的情况下，作为个体艺术家，也应该要有自觉的意识，要对艺术有责任感。如果多打‘擦边球’，那做瘫的最终还是自己的市场。”
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红与黑”并存。而怎样守住艺术的良知？这根底线或许是每个艺术家、鉴定家、经纪人、经销商、拍卖行等从业人员需要时刻摆在心里的东西。
萨尔瓦多·达利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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