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治理，成为全社会都更加关注的话题。公众福祉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构建“幸福城市”的落脚点。
针对这个话题，在广东产业发展与粤港澳台区域合作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国际中国规划协会Global Board of Directors、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文杰带领团队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课题，做出深入研究，取得了代表性研究成果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推动着城市集聚经济日益显化，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然而大规模人口流动与空间集聚导致城市规模扩张，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设施不均衡等问题，造成公众福祉的空间分化和下降。与此同时，随着住房等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和社区居住环境显化，深化了工作地与居住地的空间隔离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均衡问题，有碍于公众福祉水平的提升。
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发布的《新城市议程》提出，要建设人人共享的可持续城市和人居环境。《北京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提出，要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生态环境良好、社会和谐的世界级城市群。专家认为，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高品质和多元化的城市建成环境不仅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幸福城市”和“宜居城市”建设的施政目标，亦是增进公众福祉的关键所在。城市发展除了关注传统的经济效率提升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转而更需注重经济之外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建成环境改善等。
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文杰研究认为，增进社会公众福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公众福祉通常被认为是个体生活幸福感和满意程度的综合性评价。福利经济学最早以货币收入作为公众福祉的衡量标准，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公众福祉的内涵逐渐从经济福祉扩展到社会福祉和生态福祉。“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和“社会福祉地理学”等理论均指出，地区经济实力和个人财富积累等物质条件改善是公众福祉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福祉水平提升除了与货币收入相关外，更多与公平健康、环境等诸多非货币性方面有关。从学理上看，城市建成环境与公众福祉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种特征：第一，时空差异性特征。城市建成环境的空间多尺度性特征决定了其对公众福祉影响的复杂性，即不断加剧的时空差异性和不断增强的空间交互性。由于微观个体通过时间、空间上的移动来完成日常活动，所以地理环境对公众福祉的影响也随着时间与空间而不断发生变化。第二，多维性特征。城市建成环境本质上具有多维性特征(土地利用模式、道路交通、开敞空间、建筑特征等)，其决定了多元化的公众福祉效应，如生活便利性、环境舒适、交通便捷、公共安全和环境污染等多维度的个体感知，以及多元化的作用机制，如健康渠道、便利性渠道、收入渠道等。
“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城市规划建设在空间上的反映，在公众福祉中所占的权重日益增加。从城市建成环境的角度来增进公众福祉，其与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一抹相承的，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在城市高质量治理中，需将改善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增进公众福祉的关键一环。”武文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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