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面准确评估世界各国的国家数字竞争力差异与影响因素，2019年6月15日，腾讯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指数研究团队，重磅发布历时一年的研究成果《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2019)》显示，以全球数字竞争力直接排名来看，2018年美国以86.37分位列第一，中国81.42分紧随其后，韩国、新加坡、日本位列第三到第五位，英国、德国、瑞典、法国、挪威分别位列第六至十名。
该报告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由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共享、数字资源使用、数字安全保障、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服务民生、数字国际贸易、数字驱动创新、数字服务管理、数字市场环境等十个要素构成的国家数字竞争力理论模型，对比分析了139个国家2000年至2018年数字竞争力发展状况，重点对中美两国竞争态势进行了剖析，为我国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充分释放发展潜力提供参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数字竞争力建设，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到该国企业的数字竞争力建设。因此，竞争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和创新的市场化、法制化的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外，竞争的同时应该注重合作，特别是全球合作，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能闭门去提升国家数字竞争力。
中美两国领先，欧亚国家并驱
2018年，美国以86.37分独占鳌头，并在各要素上呈现整体的领先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科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渗透，引领发展风向标，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一步步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运作模式。尤其是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数字化浪潮更是汹涌而至。如何牢牢把握新一轮经济增长期，高效率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时代给每一个国家的考验，也决定了未来世界版图的大国地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紧抓数字革命的机遇，创造了多年的经济繁荣，欧洲、日本等地区和国家也紧跟美国脚步、积极推进数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成效。美国在18年中曾有15年均排名数字竞争力榜单第一名，新加坡在2007年、2009年、2010年超越美国，短暂夺得第一名宝座。
中国从2017年的78.30分位列全球第八上升至2018年的第二位，并且连续两年成为前十名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对比来看，美国在数字安全保障等要素上实力出众，中国则在数字国际贸易要素上有突出表现。中美两国在数字资源共享、数字资源使用及数字经济发展等要素上保持齐平，但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市场环境要素上，中国处于劣势，与美国差距较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数字竞争力建设必须立足于这一发展阶段，操用与之相适应的理念、思想和战略。第一，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数字竞争力就是这样的结构性短板，就是应着力推进的建设项目。第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政策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供给侧、聚焦于结构性矛盾，就是推进国家数字竞争力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三，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托是改革行动。从解决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入手，为数字竞争力建设打造相应基础和平台，就是推进国家数字竞争力建设的必由之路。
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薛兆丰表示，中国的数字竞争力，在多个方面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知其然，更须知其所以然。简单地归功于单一因素，如企业家的拼搏，或政府的鼓励支持，或法律的保驾护航，都是不够丰满和细腻的。在数字新兴领域，企业家该如何冒险，政府该如何布局，法律该如何规制，都往往没有现成的答案。
从数字竞争力阶段上看，领跑者国家(第1-30名)综合实力强，数字化发展阶段成熟，在数字服务民生、数字资源共享方面整体表现突出，集中于欧亚的发达国家;加速者(第31-100名)国家组成结构复杂，处于数字化发展的上升期，各国发展模式间存在较大差异，在数字安全保障、数字市场环境上表现尤为明显;起步者国家(第101-139名)基础实力薄弱，处于数字化发展的起步期，在各竞争力方向上都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尤其是数字安全保障竞争力发展迟缓，大多数为亚非的发展中国家。
数字化推动创新和增长，政策环境成竞争新焦点
随着数字化技术日益向经济社会渗透，未来国家竞争力越来越体现为各国对数字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能力。数字竞争力赋予了国家竞争力新的内涵，是未来核心竞争力所在。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产业并不具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它的发展往往不局限于本产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技术传播与渗透广泛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其发展路径不仅依赖于自身产业规模的扩大，还体现于与其他产业、领域的融合发展。
《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2019)》认为，国际互联网的博弈与竞争，既是技术和市场的竞争，更是政策环境的竞争。中国需要基于全球国家数字竞争力这个大背景来看待产业发展，抢抓信息革命特别是5G发展的新机遇，构筑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政策环境，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打造国家竞争新优势，让数字经济更好地造福人民。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确实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但解决的办法绝不是退回到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绝不能再搞闭关锁国。数字产业尤其需要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个国家的数字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出来的，腾讯等一批中国企业在数字科技平台、数字内容产业等方面逐步形成竞争力，未来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在竞争中成长，国家数字竞争力正是通过这些企业来体现。用公平公正的竞争中性机制推动企业创新，相信中国会在开放、竞争、合作中受益更多。
近年来，云计算、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成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焦点，数字经济一步步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在经济新领域处处开花、绽放异彩。随着产学研进一步融合，数字创新成果逐步产业化，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从数字经济发展竞争力与数字驱动创新竞争力的气泡图可以看出，数字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许宪春表示，数字经济在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环境及数字安全保障等方面仍存在进步的空间。积极构建政府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机制，完善数字经济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是提高国家数字竞争力的必要途径。他认为，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为政府统计带来严峻挑战，具体包括基本概念、统计分类、劳动力统计、GDP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等诸多方面。同时，这也为中国政府统计工作者和学者提供了总结、提炼数字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的机会，为中国政府统计更好地服务于宏观决策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增加在国际统计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国际互联网的博弈与竞争，既是技术和市场的竞争，更是政策环境的竞争。报告认为，中国需要基于全球国家数字竞争力这个大背景来看待产业发展，抢抓信息革命特别是5G发展的新机遇，构筑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政策环境，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打造国家竞争新优势，让数字经济更好地造福人民。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大数据”显著的外部性决定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数据禀赋的积累和运用中都将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家庭、企业、政府部门等各个社会主体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进一步扩大数据来源，增加数据禀赋;另一方面，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克服可能产生的数据壁垒，最大程度利用数据资源，是实现“有效市场”，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我国人口多、经济规模大，在数据的生产和运用上具有比较优势，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提升数字竞争力，推动生产、生活、管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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