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学者、作家刘瑜（资料图）。
每年9月份，美国一份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杂志，都会登出下一年美国各大学的排名。每当这个时候，美国许多大学的校长都会如坐针毡，像那些等待比赛揭晓的选美小姐一样惴惴不安。等到结果出来，他们该开香槟的开香槟，该犯心脏病的犯心脏病。这些校长的紧张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哪个大学排名靠前，它的生源、财源、师资都会水涨船高，如果哪个大学靠后了，那它在各个方面都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是一份新闻周刊。1983年开始，秋季有一期给大学排名，其排名的主要标准是：同行鉴定、师资力量、学生录取率、辍学率、毕业率、财源、校友捐款率。很多其他商业报刊，比如《时代》、《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看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期卖得如鱼得水，也都纷纷效仿，打出自己的排行榜。一时间，美国的大学排名，很有点像亚洲流行音乐界一样，左一个“华语榜中榜”，右一个“亚洲金曲榜”，让人眼花缭乱。在《美国新闻》中排第三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在《时代》可能排第六，在《商业周刊》中排第九。
《美国新闻》今年首次把全美的头150所大学全部排列了名次。过去，这一排行榜仅把头50所大学排定座次，其他大学仅仅被区分为二类、三类和四类高校，并不具体排定序次。对于我们这些看热闹的，看美国大学的排名，无非是看谁排了第一第二，谁进了前十。好比我们看选美的时候，激动不已地等待谁得了“最上镜小姐奖”，谁得了“最佳体态奖”。每年打头阵的，无非是那些牛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哥大、康奈尔、宾大—虽然“年年岁岁人相似”，但是大家还是对哈佛和普林斯顿位置的微妙变化有种孜孜不倦的兴趣，期待“岁岁年年花不同”。
但是，对于美国千千万万的高考生、考研生及其望子成龙的父母来说，这个排名就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问题了。这牵涉到他们到底如何选择大学、也就是“前途”问题。哈佛耶鲁虽然很酷，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望不可及。消费不起山珍海味的穷人，就是挑白菜豆腐，也要在菜市场里精打细算地转来转去。这些排行榜，也算是给这些“穷人们”一点虚虚实实的方向感。
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大学界，对这些“榜中榜”很不满，认为这些排行榜不过是商业周刊骗钱的把戏。1996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就给《美国新闻》写过一封信，大意是：一个大学的师资、财源、学生每年都很稳定，它的排名怎么可能像一个政治家的支持率一样剧烈波动？凭什么哈佛去年排名第一，今年排名第三？西北大学去年第18，今年第九？惟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杂志为了每年都产生新的“卖点”，在没有什么新数据的情况下，不惜每年更改计算公式，以制造一种虚假的新意。
并且，这些排名夸大了各个大学之间的差距。比如说，前10位甚至前20位的大学之间的差距，从统计上来说，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给读者产生的印象，却是排第一位的普林斯顿和排在第20位的伯克利完全不可比。这样的排名，无非是呼应人们社会分化、精英崇拜的原始冲动，助长“以校取人”的风气，使教育成为强化社会等级制的基石。“他都是排名第一的商学院毕业的MBA了，他当然可以起薪20万”—至于他对社会真正的贡献，倒是无人问津。
更重要的是，教育真的像一瓶矿泉水一样，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吗？一瓶矿泉水，你再“态度端正”地去喝，也不能把苦的喝成甜的，但是教育不一样。教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你“态度端正”，就是在一个二流的学校，也可以进行一流的学习。那些排行榜，无形中给“消费者”造成一种印象，就是你受教育的质量，取决于你的购买力，而不是求知欲。
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大学排名毫无用处，对于那些寻寻觅觅的高考生们，这样的排名，也许能起点“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或至少充当一管虚假的镇定剂。对于我们这些缺乏谈资的百姓，对“最佳上镜奖”的期待也可以理解。但是，对这些风云变化的排行榜，别那么迷信就行了，把它们当花边新闻看，我以为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毕竟，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就看你是否能在信息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从从容容“走自己的路”了。
（本文选自刘瑜著《民主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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