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消息，全国人大（5-15日）、全国政协（3-13日）会议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在提案中指出，TD-LTE作为我国主导的第四代（4G）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实现了中国在信息通信领域首次引领全球产业，是国家创新战略取得的重要成果。基于我国在TD-LTE产业取得的主导优势，建议国家从政策和工作层面支持TD-LTE“走出去”,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以下为奚国华提案内容：
把握全球移动宽带发展关键时间窗，推动我国主导TD-LTE产业“走出去”
政协委员 奚国华
宽带移动通信产业在信息社会中处于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对经济和社会有重要推动作用，是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TD-LTE作为我国主导的第四代（4G）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实现了中国在信息通信领域首次引领全球产业，是国家创新战略取得的重要成果。基于我国在TD-LTE产业取得的主导优势，建议国家从政策和工作层面支持TD-LTE“走出去”,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4G 商用元年，中国TD-LTE建设和运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截至2015年1月，中国移动已部署超过77万个TD-LTE基站，占全球4G基站总数的40%以上，建成全球最大4G网络，基本实现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和发达乡镇覆盖。TD-LTE用户数超过1亿，仅一年时间就实现了2G时代十年、3G时代四年的用户规模。TD-LTE网络质量和业务体验得到广大用户认可，用户数仍在激增，有望2015年底达到2.5亿。
当前全球仍有大量国家未建设4G网络，TD-LTE“走出去”市场空间巨大。全球范围内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刺激了用户对移动通信网络的需求，正迎来新一轮通信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的浪潮。全球移动通信用户数已达70亿，而4G用户仅4亿多。全球已经规划的频谱中TDD频谱占50%以上，如果推广得力，TD-LTE海外市场将远远大于国内。
TD-LTE经过多年积累，“走出去”正当时。一是TD-LTE继承并发展了TD-SCDMA的先进技术，关键性能指标与LTE FDD基本相当。二是与LTE FDD相比，采用TDD频谱的TD-LTE更适合非对称业务为主的移动互联网。随着频率资源日渐稀缺，此前未被充分利用的TDD频谱愈显重要。而潜在的TDD竞争对手WiMAX标准发展乏力，全球400多家WiMAX运营商已宣布全部转向TD-LTE标准。三是TD-LTE已形成中国主导、全球广泛参与的端到端完整产业链，网络和终端成熟度与LTE FDD保持同步发展。国内厂商占据全球TD-LTE系统设备市场份额超3/4,国产品牌TD-LTE终端占国内市场超76%,国内一批芯片企业迅速成长。四是中国企业拥有大量TD-LTE自主知识产权。在通信标准化组织ETSI披露的LTE专利中，中国企业拥有的LTE专利比例超过20%,包括大量TD-LTE核心专利。中国企业提交的TD-LTE标准化文稿占比近50%,在标准制定中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推动TD-LTE“走出去”,中国企业将是最大受益者。五是TD-LTE国际化已取得初步成效。在我国发起并主导的TD-LTE全球倡议组织（GTI）中，运营商成员已达116家，设备商成员97家。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30个国家已开通52个TD-LTE商用网络，另有55个国家的83个TD-LTE商用网计划部署。
国内4G成功商用后，TD-LTE“走出去”是必然选择。一是通过国际竞争提升我国通信产业核心竞争力，带动网络、终端、芯片等相关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推动我国通信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升级转型。TD-LTE占领更多国际市场，有助于提升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的话语权，为后续引领5G打下坚实基础。二是通过增加出口转移通信制造业产能，拉动国内经济发展。据保守预测，TD-LTE“走出去”5年内可实现4000亿通信制造业出口额，间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达两万亿元，增加国内就业岗位近80万个。
移动通信是全球技术发展最迅猛、产业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美国、欧洲等都在积极推动其企业拓展全球移动宽带市场。国际上还有一些企业在研究TD-LTE的替代技术，严重威胁TD-LTE的海外发展。因此，TD-LTE“走出去”机遇稍纵即逝，需抓住当前全球移动宽带发展的重要时间窗。建议从国家高度统筹部署，像推广我国自主高铁、核电一样向海外推广TD-LTE,打造国家新“名片”,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利用政府间合作平台推广TD-LTE,可先从“一带一路”区域切入。利用政府间合作以及高层对话机制，加大TD-LTE海外推广力度，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同时，通过外交手段减少和消除境外贸易壁垒，为中国企业境外贸易和投资争取更开放和公平的环境。考虑到GTI中116家运营商成员以“一带一路”区域的运营商为主（亚洲51个，欧洲25个），建议将TD-LTE国际推广纳入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首先在该区域重点推进。
第二、针对不同市场环境统筹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制定差异化的国际推广策略。推动国外政府尽快分配TDD频谱、制定有利于TDD发展的政策；遵循并创新商业运作模式，帮助新兴电信市场解决资金和成本问题，例如直接投资获得股权、经营权，成立通信服务投资公司进行资本运作，采取工程总承包、建设经营移交等多种方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并购，提供审批绿色通道和融资便利；通过利益交换等方式推动传统FDD运营商部署TDD-FDD融合网络，援助相对落后地区建设、维护、运营TD-LTE网络。
第三、通过金融、财税等政策工具增加TD-LTE出口。充分发挥我国现有外汇优势，设立TD-LTE出口专项资金，优先向选择中国企业作为供货方的TD-LTE海外运营商提供贷款优惠，对中国企业TD-LTE相关设备出口给予财税优惠。
第四、协调TD-LTE生态圈形成合力，探索多种合作“走出去”方式。从国家层面协调金融信贷、电信设备、基础建设、网络运营等TD-LTE生态圈中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相互协同，形成合力，因地制宜，探索和创新商业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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