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假货污名的压力，阿里且打假且叹息

阿里巴巴集团公布了2016年的打假成果，并向社会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作为一家因为假货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的公司，此举自然引发了社会的讨论，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争议。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这种方式背后透露出阿里在打假问题上的压力和无奈。

一直在打假，一直被污名化的阿里

阿里巴巴的平台上存在假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否则阿里也就无假可打。但是，假货的问题是阿里所愿意看到的吗？显然不是，否则阿里也不必每年投入10多亿，配备了超过2000人的打假队伍。可以肯定一点，阿里一直在努力的打假。

一直以来，大众把假货的问题归咎于阿里，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首先，假货的问题本身不在阿里，阿里只是提供了销售平台，更为主要的责任在制造售假者。传统的商场也存在假货问题，但大众针对的会是具体商家，而不会全部都推给商场本身。尽管本质上阿里是一个线上商场，但大众对电商的理解不够深入，最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阿里；

其次，阿里并不是假货泛滥的第一责任人。不管是因为背负假货的骂名被动打假，还是因为痛恨假货问题主动打假，更多的是在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阿里可以对平台治理，可以依照平台规则处理商家，但却无法从法律层面对其进行制裁，无法从根上进行杜绝。

当然，这并不是说阿里毫无责任。作为一个平台，一方面要给消费者营造放心的购物环境，一方面要给商家营造公平的经营环境。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阿里都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都不能够对假货袖手旁观。所以，阿里才会不遗余力的投入到平台打假中来，以及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来协助执法部门打假。

阿里在打假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2016年的几大知识产权案件都有阿里的影子。浙江台州破获的超过10亿元的假冒化妆品案，线索就来源于淘宝消费者购买到了假的安利产品，阿里利用技术锁定了相关的售假者，以及追踪到散落全国各地的造假链条，给警方提供了大量的线索，才让这个案子很快被破获。

根据阿里公布的数据来看，2015年8月—2016年8月底，阿里巴巴共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这样的成绩显示了阿里在打假上的力度，却也引来了一些无端的揣测和质疑。

质疑的点似乎无可挑剔，阿里打击了那么多违规店铺，说明旗下平台的假货非常多。但是，看似庞大的数据背后，要对比更为海量的数据来看，相比阿里旗下的商家和商品数量来说，这样的比例并不高。而放在整个零售市场来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国内很多批发市场都是半真半假的，沈阳五爱市场、长沙高桥市场都是假货集散地。结论很简单，阿里旗下平台的假货已经很少了。

前些日子刷爆朋友圈的一篇文章《我在“假鞋之都”莆田花4个晚上买了一双最NB的NB鞋》中，有一段话讲得十分明白，“因为当地政府和电商平台的持续打假，很多网上售假店铺刚上线就被干掉，不少商家开始转向微商店铺、QQ等渠道销售假鞋。据说，目前通过线上销售的假鞋中，微商和QQ等渠道已占到6成以上。”

其中提到的平台无疑就是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过去淘宝被认为是莆田运动鞋的最大销售平台，而现在微商和QQ则成了假货的主要销售渠道。而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阿里的打假取得了效果，假货在阿里旗下平台很难生存；另一个问题则是，尽管阿里在大力打假，但假货依然存在，只是转向了其他渠道。

事实上来看，尽管背负假货的污名带来的压力，但阿里的打假更是主动的，而不是压力下的被动行为。阿里的打假不局限于自身平台，是从整个制造的产业链上着手，不仅要让假货不能在阿里旗下平台生存，更要把假货连根拔起来。否则，阿里也没必要主动跟公关机关合作，更不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资本到打假当中去了。

一直在造假，一直逍遥法外的造假者

渠道的打假固然是重要的，但在假货的整个链条上，根本还是在于造假的源头。

莆田的假冒运动鞋在淘宝没法卖了，还可以去微商和QQ等渠道，还可以去三四五线的线下。一方面是假货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一方面则是市场对于假货存在需求。假货的渠道转移，这已经是一个趋势，只要造假的根源没有被打掉，假货就会无孔不入的存在着。

有一篇热文《你知道福建人造假鞋，但你不知他们造假烟有多努力》提到假烟的产业链，侧面反映出了消费者对于假货的追求。“大中华”这样明显假冒的产品，在市场上却能够受到欢迎，根本原因是很多人追求假货所带来的虚荣感。很多人宁愿买一个假冒的LV，也不愿意去买一个正品的国货，这是存在一定人群中的畸形消费理念。

当然，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讨厌假货，但还是需要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只是一个诱因，但绝不是主导的原因，更大的原因是假货的利润，以及所承担较小的法律风险。

有做过海外代购的都很清楚，空姐代购一点化妆品就被重判，因为代购其实就是走私行为，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所以，很多打着海外代购旗号的商家，其实是卖国内造假的假产品。这样一来，不但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反而承担更小的风险。

代购的产品成本高，法律风险也越大，数量也跑步起来。造假的成本更低，可以大批量生产，法律风险更低。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代购的都转去造假了，根本原因就是利润更大、风险更低。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就是纵容造假。

现实就是，这种宽松的法律环境确实起到了无意纵容的结果。相比成百上千万的造假利润来说，几万几十万的罚款就是九牛一毛，而且造假者很快就会东山再起了。某地就有一个案例，头一年抓了一批造假者，罚款就放了人。第二年再打假的时候，那几个人又被抓进来了，还是罚点款继续放出去。

这就是阿里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的背景之一，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而真正被判刑的只有10个人，阿里去年投入了10亿元，差不多投入到每个被判刑的造假者一个亿的成本。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打假就陷入到了死循环。一边在卖力的打假，一边又在卖力造假。因为，造假者承担的风险太低了，造假者会不断的涌现出来。尽管有些地方执法部门很积极，但法律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他们也是处于无可奈何的地步。

当然，某些地方成为造假售假的产业集散地，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每次打击基本都是一阵风，风过了就又猖獗起来。如果保持高压的打击态度，假货的生存土壤被清理了，自然也就会得到一定的遏制。但是，因为假货涉及到税收、就业等问题，一旦形成了规模性的产业，某些地方就不会那么的积极主动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尴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是造假售假的现状。根源问题在于很多方面，但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假法律的惩处，只有让造假的代价变得更大了，才能让造假者望而生怯。以及，一旦涉假就记入信用档案，让其生活空间受到阻碍，有钱也没有地方花去，才会失去动力。

总的来说，打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执法机关、平台商、渠道商、消费者等社会力量全面参与进来。如果光靠一个平台，光靠一个执法机关，最终都会陷入到尴尬与无奈当中去。如此反复，假货依然难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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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客，非资深品牌公关人士，观察公关、营销、TMT八年，曾服务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现为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员、WeMedia新媒体联盟成员、多个互联网品牌公关营销顾问。个人微信号：ait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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