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出现在我视线里是2013年。
2013年《人物》刚刚采访完袁厉害，一个收养了上百名弃婴的开封兰考县妇女。2013年初袁厉害的居住地发生火灾，其中被她收养的7个孩子丧生，一时间袁厉害遭受各方质疑，媒体频频采访，直到《人物》一篇《厉害女士》，把她塑造成贪婪、势利、爱财的形象，舆论像经过大坝闸门的水流倾泻而出。袁厉害和《人物》杂志均遭到正反两方评价，公众人物以及公众人物的拥趸们骂战激烈。最后，潘采夫一篇《到哪里去找特蕾莎修女？》的评论像给这次骂战做了注脚，给袁厉害事件一种悲悯的诠释。
后来我看了他很多专栏文章，他的用词很幽默，批评辛辣。1999年他大学毕业，先是在郑州一家报社做广告，一年之后不适应安逸的生活，想做记者，便辞职来到北京。5年换了10个工作，但都和媒体有关。2004年他加入《新京报》做文娱编辑，他说在《新京报》期间经常被作者放鸽子，只能自己去填充版面，一年能写100篇左右的评论。9年后他离开，旅居欧洲两年，回国后加入《南都周刊》做记者，2015年他在微博发文，宣布自己正式成为小猪短租的一员。
他经历了媒体最后的黄金时代，那时公共知识分子受人尊重，言论值钱，媒体人很多时候都等同于文化人，文艺青年还没有被嘲笑。读库的老六组织饭局，把这帮人聚集起来，定期吃饭，最鼎盛时期是50--60人，饭桌上隔着火锅飘散的蒸汽和酒气都在为各自喜欢的导演、主义、作家争论。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在北京的最初几年，绿妖（前媒体人，独立作家）经常参加老六的饭局，抽中南海点五喝二锅头，经常聊着聊着电影就醉了。有的人酒后磕破脸，有的人摔破了下巴，绿妖的裙子也曾在醉后被栏杆刮破。她形容，‘那种喝法，就像没有明天’”。
距离我知道潘采夫四年之后，我见到他。他显得很从容，模仿起朋友说话也很形象。他笑说自己最近太忙，在慢慢适应那种加量级的工作要求和创业带来的压力，体重增加了十几斤。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必留恋，而作为创业公司的一员，潘采夫越来越职业，想着用科技来让社交更美好。
他说，媒体是用价值观去推动社会的进步，而转型后的公司是让科技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个理想方面没有变化。
潘采夫 | 自述
2011年的时候我去英国，闲呆了两年，没什么事儿，在欧洲闲逛。旅游的时候就住Airbnb。当时Airbnb在欧洲刚刚兴起。因为欧洲的旅馆平均都是100欧左右，而跟它同一位置的Airbnb价格一般都低一半。我住进去跟那些房东聊，他们称自己是作家，虽然也不知道写过什么东西；艺术家、剧院经理，还有一次我住在曼联员工家里，整座屋子像一个曼联博物馆，各种密码是曼联欧冠夺冠时间和第二次夺冠时间，所有饰品都是曼联货，给我用的浴巾都打着曼联商标。这些人收入不高，出让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一年一笔不小的收入，多则一两万欧。
平时我住在爱丁堡，等我回去之后就在Airbnb上线了我的次卧，上下铺，一个月里出租半个月，平时20磅一晚，等到爱丁堡艺术节的时候就翻倍，50--60磅一晚，两年下来就能覆盖大半房租。更重要的是我接待了很多热爱艺术的青年和艺术家。其中有个音乐人叫Rose Mary，50多岁，在爱丁堡艺术节上她有小型音乐会，她在我家住了10几天，和我女儿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去伦敦开演唱会还邀请我们去看。
等我到了南都周刊之后，我就想说Airbnb的住宿形式在中国有没有类似企业在做呢？中国能不能做分享经济呢，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选题就是“Airbnb的中国学生们”。我给小猪短租的房东留言，在那儿体验了一晚上。后来，陈驰和王连涛就在公司二楼接受了采访。我们聊了大概一个下午。那次对我的触动很多，他们默默做了很多搭建信任关系的工作，在技术和产品上做了很多保证分享经济能够运行的改善。我很佩服他们，后来越聊越好，他们邀请我加入小猪。
当时在中国共享经济对于住宿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如家、7天兴起大概是2005年左右，他们租下大量的房子，经过十年，他们要逐渐面对非标住宿的竞争。公寓，民宿，客栈之类对中低端连锁酒店的侵蚀很大。房租在上升，他们很难维持价格，未来中低端酒店肯定会让渡很多空间。像小猪短租这种分享住宿经济，未来会有很大市场。我经历过的房东和房客的交流，在住宿行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我喜欢并想参与，2015年7月我来到小猪短租。
从媒体人变为公关人，通俗理解就是甲方变乙方。你说我从写负面新闻到处理负面新闻的转变还是很客气的，比较不客气的人说我们是灭火的。但是我觉得一批媒体人的转型到公关公司，到创业公司，到BAT，到36氪，很多都是在逐渐改变公关的一些生态，和以前的一些惯性。比如说一些传统的公关公司，就会去找媒体的老总，把稿子“公关”下来。
现在媒体人处理公关的方式是沟通。很多的负面实际上是因为沟通不畅，在记者问一个认为偏负面的问题的时候，企业总是很紧张，觉得人家是恶意来的，有时候拒绝沟通。其实从小猪的经历来看，往往经过这种沟通后，记者对整个行业有更全面的认识，会比较中和地去写，比如分享经济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房东房客有什么矛盾，看似是单个的负面，实际是背后揭示了这种创新形式需要被政府逐渐接受的现实。而且更多的人会根据新闻来了解到短租的形式，比如说，2011年Airbnb的房东接待一个房客，那个房客是贼，把家里席卷一空逃跑，房东就叫天天不应，当时Airbnb没有任何保险措施，报道接踵而至，这是Airbnb遇到的第一个大公关危机。后来创始人经过决策，就宣布推出了一个给房东提供财产保险的措施。实际上就是那一年，Airbnb的房源增长了800%。
我做记者时也不会认为媒体会被当做辟谣的工具，工具这个词也可以是“渠道”、“机会”。我在《南都周刊》因为嫣然基金会贪污事件采访李亚鹏，是我自己主动找他的。我们调查了半个月，去他的基金会查账，问了他很多账目上的问题。我写的稿子证据很确凿，有证据就没有人质疑。我就问李亚鹏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发声呢，李亚鹏说他不屑于和质疑他的人争论。
除了做公关，我还负责小猪短租的市场。我发现2015年之前小猪短租并没有怎么做品牌，而美好的住宿方式到最后的王道一定是品牌。
我到了小猪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古清生，写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作家。他到神农架隐居了十年，种茶叶，现在还在那儿，他的茶叶最贵的一斤三万块钱。他就是很孤独，我跑去说来当房东吧。我们武汉的同事就把床品啊，淋浴啊都运过去，打造了六个卧室，他很开心，接待了很多文艺青年。后来我还找了形象很好的10个微博大V们来做房东，比如作业本、王小山、高群书、薛明等等。
我经常出去做讲座，和书店的关系也好。本来书店经营其实并不是很乐观，我联系了全国十家书店，像北京的单向街、扬州的边城书店、厦门的不在书店等等，小猪短租为每家书店都提供了100万的保险，书店改造成卧室，欢迎入住。其实书店多了住宿的收入，来增加营收。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技术让生活更美好的一种方式。
最开始都是小猪短租的员工、家人和朋友当房东，陈驰的妈妈70多岁还做房东，她会为房客做饭，关系处得很融洽，弥补孩子不在身边的缺憾。到了2015年小猪短租有了较为充足的房源，每天都要审核很多房东，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房东可以通过审核。我们主动上线的还有教堂，寺院等。这些很好的住宿方式，会让更多人受启发，把有特色的房源放在网站上。
我想从文艺范出发，2015年有2万多房源，但是现在越来越大众，在融资6500万美元之后，今年我们要扩大用户数，做大众品牌，把住宿的分享方式不光让有文艺范的人喜欢，而要让更多人都喜欢上。
作为媒体人转型，其实是想做更多事情。媒体是用价值观推动社会进步，陈驰和连涛当时邀请我时告诉我，他们想搭建一种信任圈，用技术来保证房客房东互相信任，互相让对方开心。你会觉得实名制的推广，政府推动效果并不好，通过阿里巴巴、通过微信，通过分享经济能做到，技术手段推动交往的进步本身就是很有社会意义的。我不过换一个阵地、方式，但还是在做改变世界的事情。
现在我看世界会比以前从容很多，虽然我的体重是在增加的。
本文作者：执惠记者_叶雯（WeChat：yewen_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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