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度和快速反应的公共卫生监测机制和信息系统是公共卫生系统中的重点。而目前中国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存在很多问题。”

这是2004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在《SARS流行与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一文阐明的观点。16年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爆发后，杨功焕在接受《界面》采访时再度明确，17年前防控SARS疫情收获最重要的经验，即实事求是的通报疫情信息，发动全社会来群防群治，最终攻克难关。虽然现在科研力量进步很大，但及时通报疫情信息，“仍是最核心，最深刻的经验”。

信息是抗击疫情的关键。

信息管理警钟再鸣

2019年12月29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首个病例在武汉一家医院被发现。2020年1月28日24时，据国家卫健委通报，全国31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974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已超过SARS疫情的确诊病例数。

尽管去年12月29日就出现了首个病例，然而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到武汉后，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的事实才被公众所知，大家才变得警惕起来，正式开启全员抗疫模式。这时春运已接近尾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发生，仅仅是疫区中心武汉就流出了500万人，这对疫情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武汉“封城”后，全国正式投入到抗击疫情运动中，各地信息管理上呈现出不同的水平，有的地方不只是会及时准确地公布多维度的疫情数据，同时会在保护患者隐私前提下公布病例信息，比如旅行情况、接触情况和家庭关系等等，这样的数据让当地市民更加安心，积极抗疫。也有一些地方在公布疫情信息上做得不尽如人意，因此才有了当地市民在网上呼吁领导去“抄作业”的现象。

今天移动互联网已成为渗透到社会毛细血管的基础设施。在这一次抗击疫情中，信息管理有不少进步。

用信息管理对抗“瘟神”

2020年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中国全面迈入信息化社会，疫情防控有了信息化基础设施。在这一次抗击疫情中，多个信息管理手段被应用。

去年，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国清对媒体介绍称，SARS后，为解决“信息不通，时间滞后”的问题，国家出台系列政策，用数年时间和巨大投入，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全国100%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平均报告时间由直报前的5天缩短为4个小时。去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这次病例的及时发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套系统。

就信息管理基础设施来说，在报送环节，国家耗费了巨大心血构建了一个系统，只要不存在瞒报漏报虚报的人为过失，数据的汇总是十分迅速的，发布是十分及时的，信息是十分透明的。国家要求各地不得瞒报虚报漏报，正是想从源头上来抓数据准确性。基于报送系统的数据，各个互联网公司的“疫情地图”可以每天多次更新。而在SARS爆发时，数据不可能做到这么快的汇总与发布。

报送系统解决信息自下而上的层层传达问题，而在本次疫情中信息管理在疫情数据报送外，还涉及到信息采集、开放、传播、共享和协作诸多环节的应用。

1、信息的采集。

数据在疫情防疫中具有重要的决策价值，这里的数据不只是医院监测到的病例数据，还有人口、出行等涉及到传染源的数据；以及口罩数量、防护服数量、医院床位、生活物资等数据。如果不能及时、有效而准确地收集疫情相关信息，就很难展开行之有效的控制对策，搞不清楚关键防护物资储备数量，自然就很难针对性组织资源。数据不准确，也很难让公众安心，广州市公布储备粮食足够市民吃一年后，超市哄抢屯米屯粮现象也就不复存在。

信息采集绝非易事。疫情相关数据分散在不同地方，由不同部门/组织在不同场景下去采集，本身就是一个浩大工程。

疫区人口流出后，从出发地到到达地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到了哪个社区/酒店居住，以及中间接触过谁，这些信息如果能够被采集并打通，就能有效追踪，及时诊断和精准隔离，避免疫情扩散。然而，仅仅是社区登记这一环节，对很多地方来说就是大难题。

北京朝阳发动8万余人全面摸排传染源，在一个街道发现了270武汉来京者，针对性进行健康指导，这体现出当地社区的工作能力，然而也意味着巨大的人力投入，线下走访还增加了工作人员的感染风险。

这样的采集是否可以线上完成？我所在的广州某街道则临时开发了一个调查小程序，让居委会通过各个小区微信群发给居民，进行旅行信息主动填报，是一个不错的信息采集思路。

然而不是每个街道都有开发实力，这样的信息化采集手段是否可以普及？不同社区的信息采集需求是相似的，因此理论上是可以做成标准化模板的。针对这一需求，腾讯文档免费开放了“武汉返乡人员统计表”模板。工作人员定制模板后，可以设定编辑权限，社区居民可在微信内方便地填报信息，社区工作者可以快速收集追踪返乡人员信息，时间更快、效率更高、接触更少。

社区居民也不需要担心隐私信息泄露，因为工作人员在发布模板时，可以将查看、编辑权限设置为“指定人”，可以设置文档访客水印，并禁止查看者复制、导出或生成副本，还可以查看文档的“修订记录”及“浏览记录”。

不只是社区信息需要采集。出行工具的信息采集，可以快速寻找确诊患者的接触人士，现在很多出行工具要求用户填报“健康信息申报表”，如今全民抗疫意味着这些信息很难快速实现电子化归档，因此是否可以采取类似于小程序、共享文档模板的形式自动化收集？企业员工的出行、接触和健康信息采集，以及学校学生的相关信息收集，则可以预防聚集性感染案例，腾讯文档针对此上线和免费开放员工健康信息收集表等模板，在保护员工、学生隐私的前提下，进行信息收集。

对于标准化场景，信息采集用小程序、App这样的系统是最合理的，然而在重大疫情这样的突发灾情中，技术研发人手短缺且时间特别赶时，无需开发、可以快速应用的共享文档或许会成为信息自动化采集的新工具。

2、信息的共享。

直报系统让政府部门快速汇总全国疫情数据，互联网公司基于这些数据快速开发“疫情地图”这样的功能，让数据可视化，给用户提供便利。然而，需要共享的信息不只是病例数据。

这些天类似于《急寻同行人!一确诊患者曾从北京西站坐地铁到北京南站》这样的新闻标题，一个地方发现一个病例，弄清楚了旅行日志，征集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理论上来说每个地方出现的确诊病例，只要有出行就会有类似的信息共享需求，也有媒体不定期对类似需求进行汇总。然而，对于大众来说，不可能看每一条新闻，逐个对比费时费力。

针对此，有程序员开发了一个小页面，对经过确认的出行数据进行汇总，人们就可以查询与确诊患者有没有相同行程，用户也可以参与到数据收集中。百度等互联网公司也上线了类似小程序。

快手带货网红“辛巴”对外宣称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赠1.5个亿，其中1个亿是现金，最初曾被一些人质疑是“诈捐”，毕竟对于网红来说，金额过于巨大。“辛巴”团队不得不晒出转账记录、捐赠合同等信息自证清白。武汉市慈善总会会公布数据，然而一般会在第二天才通过媒体公布，如果可以做到实时公布或者官方提供一个凭据下载入口，就更加有利于捐助工作开展。如今，一些慈善组织得不到用户信任，原因就在于信息透明做得不够好，及时全面地共享善款物资信息、使用情况对于重拾大众信任至关重要。

信息共享还可让信息被充分挖掘释放出更多价值。已有很多国内外学者专家基于公开疫情数据对疫情的分析，甚至是发展曲线的预测，可能不一定会100%准确，然而一些分析言之有理、分析有据，特别是全球的权威专家的数据分析结论，对于疫情防控来说，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而且就算这一次抗击疫情用不着，很多分析结论最终可以造福人类，让信息能够为人类所用。

3、社会化大协作。

抗击疫情是全民运动，是政府各部门、卫健委、医院、慈善机构、物流公司、医疗耗材厂商、建筑单位、城市水电气等市政单位、社会热心企业/人士、新闻媒体等等参与的社会化大协作。如此多的组织参与，如此多的陌生人聚在一起完成一个个任务，如果信息不能共享给需要的人，就会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响应迟缓。

人间像素的《77 个互联网产品经理决定支援武汉，这里是他们的经验》一文，讲述了一个互联网产品经理通过微信群援助武汉的故事，这个群聚集了来自腾讯、美团、百度、快手、字节跳动等知名互联网公司的资深产品经理，很多已是高管或者创始人。他们不只是募集了几十万人民币的善款，同时通过产品经理的方法论实现医疗防护物资的募集、运输和分发， 针对性地解决了很多医院的问题。

这77位产品经理分布在全国各地，上对供应商，下接当地志愿者、医院医生，这样一次忽然而来的协作，如何高效进行？他们的沟通在微信群，协作则是通过云端表格进行的。有人专门联系医院、医生，整理出医院的情况，同步到云端表格里，“云端表格除了具体的联系信息，还有专人汇总、更新每个项目的状态，如「沟通中」「已发货」「暂缓」，「已确认」的需求高亮显示，提醒大家推进，「完成对接」的则标成灰色，就如同一个项目已经close。”

这77名产品经理已经累计对接了43 家医院，数量还在持续增加，他们基于共享文档实现了信息共享，信息共享包括信息众包采集、信息共同管理、信息共同查看，基于此再实现协作流程。

正在进行这样的“大协作”的团队，还有很多很多。

各地都在驰援武汉，医院各自对外求助，然而武汉以及湖北的医疗物资需求信息零散，这很可能会导致医疗救护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现在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呼吁“灯下黑”问题，全国人民目光聚焦在武汉，武汉周边特别是农村，以及重庆等地，同样需要支持。同时每次灾情后，都会出现类似于救援物资积压这样的情况，原因往往也是因为信息不畅导致。一方是援助需求，一方是捐助需求，中间有各种执行环节，信息通了，资金流和物流才会通。各方的信息如何共享，如何对接？临时搭建一个协作流程系统是不现实的，类似于微信群+共享文档这样的敏捷协作模式值得推广。

微信群快速聚合人，让大家沟通，然而聊天记录是碎片化的，而信息化应用的关键在于两点，一个是数据的结构化，需要类似于表格这样的工具；一个是信息的共享，让信息在协作流程中流动起来，这就是云端共享文档的价值。

文档不只是可以承载信息，同时可实现流程，类似于模板这样的功能就是对协作场景中的共同点进行抽取，再共享出来，避免重复造轮子，模板人人可创造，未来可被应用到更多防疫场景。依托群沟通，再基于共享文档构建敏捷协作流程，在企业办公应用已很常见，现在需要被推广到抗疫这样的社会化大协作中。截至目前，国家和各地都已纷纷宣布延迟开学和复工，以减少人员流动，这意味着在线学习和在家远程办公会普及开来。

信息管理成灾情基础设施

这一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的信息管理水平相对于SARS是有显著提升的。移动互联网将每个人连接在一起，同时给信息的采集、传播、开放和共享提供了基础，基于此，人们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得到信息，做到心中不慌，不被谣言带节奏；另一方面则可以基于信息共享做好自我防疫的同时，进行社会化协作，共同高效抗疫。信息管理，已成为人们与瘟神赛跑的有力工具。

然而，全社会的信息管理在很多地方存在一些不足，信息披露不够及时，信息共享不够充分，信息采集不够准确，信息协作不够高效。微信群、共享文档、地图等互联网工具一定程度提高了信息化水平，然而要应对大规模突发事件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需要信息管理的社会化大协作，不只是抗击疫情，地震、山火、冻灾等自然灾害或者恐袭甚至战争等社会突发事件，均可利用信息管理手段提高全社会的协作效率。信息管理是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基础设施。

在这一点上，在应急管理上工作起步较早的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来自《中国应急管理》的《美国应急指挥体系简介》一文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完善，美国形成比较先进和成熟的应急管理机制。在这一套体系中，信息管理被放在重要位置，在指挥员下，设置了“公众信息官”，负责公众沟通和媒体信息发布，保持与计划部和有关机构的沟通联系，搜集整理事件有关的准确、详细的信息，后来，根据突发事件对信息情报的需求，又增加了情报信息部门。

2004年发布的美国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系统NIMS，主旨是实现在沟通和信息管理中的“统一行动”。2008年更新的第二代系统由应急准备、沟通与信息管理、资源管理、指挥与管理、持续的管理与维护等五部分组成，如今这个系统进化到第三代，应急通讯、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被应用。

信息管理在应对灾情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一目了然。美国的灾情应对模式具备一定借鉴意义，我国的应急管理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放眼未来，相关部门一定要重视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化建设，针对社会突发事件场景，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官方和民间信息化资源，未雨绸缪，推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信息管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基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再进行大数据、AI等智能化应用的落地，最终将信息管理系统建成跟战略应急物资一样的社会应急基础设施。

不再发生疫情这样的灾情只能是美好的愿望，我们更要未雨绸缪，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信息管理，是不能漏掉的准备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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