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阿里研究院 张青春
2018年中国消费的两大热点,让“内需驱动”和“消费立国”成为热门话题。然而消费≠新动能,消费持续增长的背后,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新动能经济体系。“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转换新动能谈何容易?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未来3到5年的发展。究竟如何体系化打造发展的新动能?
“内需驱动”和“消费立国”
2018年中国消费的两大热点,让“内需驱动”和“消费立国”成为热门话题。
第一大热点,是2018年“双11”整体成交额2135亿元,接近于2017年拉脱维亚GDP总量(全球排名第98位),也相当于198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40亿元。当然因物价上涨的因素二者可比性不强,但可以看得出这一数字本身的震撼性。“双11”产生了超过10亿单的物流订单,相当于美国20天的包裹量,或者英国4个月的包裹量。可以说,“双11”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消费力量,也宣告中国是毫无争议的消费大国。
第二大热点,华盛顿邮报分析2018年中国社零总额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2009年,中国的汽车销量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超过美国;2011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美国;2012年,中国的外贸总值超过美国。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据华盛顿邮报2018年1月11日援引日本瑞穗银行(Mizuho)数据分析报道,2018年中国的社零总额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大国。
诚然,内需/消费是经济强国的硬指标和必经之路。
为什么比起其他指标,消费更能体现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活力?一是消费是经济活力的直接体现:经济好不好,就看老百姓敢不敢花不花钱。二是消费代表了所有经济生产活动的闭环,证明从最初的投资到生产、到流通、到消费走完了全过程。三是消费的数字更加可信,核心数字直接由大型销售企业提供,数据真实性比较有保障。
2015-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走势图(单位:亿元)
就消费的GDP占比而言,2018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但其中居民消费的部分仍有较大差距。与其他经济大国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远远不足。各国居民消费对本国GDP的贡献率分别为:中国35%~40%,美国66%~69%,日本54%~58%,欧洲54%~57%。可以说,对比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提升也是成为经济强国的必经之路。
内需增长与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系
消费≠新动能,内需与新动能互为因果 。
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新动能意指,技术和创新带动的、能够从量变到质变升级经济发展模式的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等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从落后的生产方式到先进的生产方式的转变、效率的大幅提升、在国际化分工产业链中向高端链条的转移、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都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发展动能。
内需/消费与新动能互为因果。一方面,消费本身就能拉动经济,因此消费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新动能又能够最终体现为消费繁荣,因此消费也是新动能的结果。
消费持续增长的背后,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新动能经济体系。
消费的前端,是让商家持续地有钱可赚。这意味着一系列政府、社会和企业健康持续的努力和投入,其中包括,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不能只顾眼前,还要兼顾长久的发展。因此,必须整合考虑人才、创新、研发投入、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等问题。不能只看中国市场,还要瞄向海外机会,因此,不能满足于在某些领域拥有竞争优势,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打造竞争优势。
消费的后端,是让消费者有钱可花,这同样意味着一系列政府、社会和企业各界共同的努力。重要的是,不能只想着如何让消费者把钱掏出来,更要考虑如何让消费者一直有钱可花。毫无疑问,持续有效的经济新动能,必然能带来持续繁荣的消费。
从中等收入陷阱看新动能转换
从“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可见,转换新动能谈何容易?
每个国家都想有更好地发展经济的方式,拥有更强的全球竞争力,实现新旧经济模式的升级。然而,从旧模式到新模式面临重重挑战。路径依赖、资源局限、不当政策、国际竞争、时局稳定等,都能导致转型失败。据统计,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很少有国家能够跨越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指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 (世界银行2017年数据,中等偏上水平的收入阈值为人均国民总收入3976~12275美元)阶段后,即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换而言之,这些国家无法摆脱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原有模式进入瓶颈时陷入增长困境。
据报道,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亚洲的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等。
在陷阱里出不来的经济体,大多有一些共性的原因,典型原因包括:
·曾经依托人口优势或者自然资源快速致富,到一定程度遇到了瓶颈;
·没能及时实现产业升级,或者打造新的竞争优势;
·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内需不振。
跨越陷阱的国家,也有一些共性:
·产业升级: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环节升级。
·创新升级:从跟进学习到主动创新,在重点产业中取得全球引领性优势。
·企业升级:打造全球领导型企业,用龙头企业实现产业的全球突破和引领,例如日本的丰田、韩国的三星等。
·人才升级:国民素质全面提升。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约 12年时间,韩国用了8年左右。同时,日韩两国均为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
·消费升级,通过控制收入差距问题,使全民享有更强的消费能力。
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未来3到5年。
从人均国民收入角度,201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8790美元左右。如果未来5年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能够维持6%左右的增速,到2023年中国即可达到12327美元,成功跨越高收入国家标准(2017年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275美元)。如果是8%的增长,2022年即可达到12768美元。因此,我们认为,中国能否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关键看未来3到5年。
AI)初创企业,不过,这些企业最终的结局都差不多,还没等到长大就被收购了。据统计,2011年至2016年间,被美国公司收购的欧洲人工智能相关公司多达53家,2014年以来,平均每月超过一起,仅谷歌自2012年以来就收购了15家欧洲公司。此外,欧洲研发人才也不断被各国挖走。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欧洲创新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被别人抱走?对此,姜教授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欧洲的市场太小,导致创新没有足够成长的土壤。二是很多单个领域的应用创新,只有跟其他的应用相结合,才能获得更大的协同优势和商业价值。在这个方面,谷歌等平台型公司的资源优势不可比拟。第三是非常现实的原因,一个技术创新想要成为商业成果,需要多年的巨额投入。中小公司根本没有这样的投入能力。
有人认为,中国一些平台公司太大了,以至于影响到了创新发展和经济活力。但实际上,中国的平台公司不是太大,而是远不够大。相对海外的平台公司,中国的科技企业在规模上差距明显。2018年苹果的市值是1.1万亿美元,亚马逊是9260亿美元,微软是883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阿里巴巴市值4120亿美元,腾讯3830亿美元,就规模而言可以说高下立判。
4.鼓励高科技公司的发展,提高科技含量
在2018年全球Top100科技公司中,中国占据13席,美国53席,可以说直接反映了中美经济的科技含量差距。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为15%左右,美国为24.3%,中国占比约为美国占比的三分之二,以此推算,全球top100科技公司中,假如美国公司为45家左右,中国上榜公司应该30家左右,才符合中国经济的江湖地位。
5.包容发展,让老百姓有钱可花
产业、创新、科技的提升是源头,而消费的提升则是结果。要提升消费的GDP占比,首先还是要解决有钱可花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左右,在全球排名第二;另一方面,我国国民储蓄中大约45%左右为企业储蓄,20%为国家储蓄,35%左右为居民储蓄。在我国78.5%的消费贡献中,居民消费的占比应该在50%左右,其余部分是公共消费。就居民消费的GDP占比而言,中国2017年前是35%~40%,美国66%~69%,日本54%~58%,欧洲54%~57%。可见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的贡献远远不足。
包容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2017年城镇户籍居民59770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100元;城镇非户籍居民21577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24600元;农村常住居民57661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432元。同样,在2017年,北京市人均GDP为12.9万元,甘肃为2.9万元,二者相差4.4倍;上海居民人均收入为58988元,西藏为15457元,二者相差3.[t1]8倍。在包容发展方面,我们可以发挥体制的优越性,通过政策性投资和二次分配,让全民拥有更高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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