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亮｜从副教授到诺贝尔到底有多远

原标题：刘兴亮｜从副教授到诺贝尔到底有多远

文/刘兴亮（微信公众号：刘兴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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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经验及其模式》一书的导言中说：「对哲学的兴趣最初是由一种不太相关的冲动所唤起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发现世界与自我的冲动，倒不如说是一种关照世界和自我的冲动。」

他批判哲学家的盲目野心，抵制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传教式」的俯瞰形态。他说，哲学家对愚昧无知的痛恨，远胜于对聪明睿智的酷爱。他认为，随着知识的分类愈来愈繁复，人们应该放弃对整体性、完整性的东西的热衷，暂时放弃对最高普遍性的想象与渴求，转而投身到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学习中去。

他在历史学的框架内，思索的是科学思维的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应该了解所有被人们思考过和谈论过的东西。」经验，从感觉到知觉，乃至判断与抽象的这条上升通道，是唯一能够形成有效的认知模式的通道。这条通道是数千年的人类中那些热衷于探索和钻研的人们共同构筑的。

倘若有人要在这个体系中有所发现，首先要做的是，进入这个体系，了解它的全部结构与成因。在此基础上，才能发现它存在的漏洞与延伸的潜在结构点。

费希特意识到没有观念性，就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就没有观念性。实在性是在它的经验性上取得的。他从认识论的边界问题上，对辩证法进行了最初的深入。

对于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是从已知事物的边界处逐步反思得来的。所谓螺旋式的上升，并非一道旋转楼梯，而是一个不断提升的钟摆。

科学思维的建立与发展，需要一种合理的「法式」。

02

犹太人口稀微，从诺贝尔的科学奖（物理、化学、医学）的获奖人数来看，他们占据的数额比实在惊人。

德国、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齐头并进，逐渐挤入了日本科学家的身影。日本在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人数逐年攀升。每一年的颁奖都让中国人无声地喟叹。虽然近几年文学与医学奖终于有些收获，但就人口比例与人们对这个巨大文明体的期待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

10月2日下午，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获奖者为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法国科学家杰拉德·莫柔和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获奖理由是3人在激光物理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发明。

令中国人大跌眼镜的是，其中的唐娜不仅是女性，而且居然是一个「副教授」。

要搁在我们国家，她怕是当不了长江学者，就连长江支流学者也必定绝缘。人们讨论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

为何一个副教授能获得诺奖，而我们这个有着数不清的正教授的国度，出不了物理学领域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呢？

这是很深的问题！

人们注意到，唐娜的获奖时因为「偶然加班做实验」而导致的，并且这个实验的前提是另一个人提出了「问题」，她奉导师命例行工作。

因此人们认为她是撞大运获得了诺奖。她后来再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科学实验。

然而，我只想问，世界上有几位科学家能够在几件事上做出同样突出的贡献呢？

03

西方世界的科学革命，最终追述到一种特定的科学思维的发展和社会模式的完善上。

所谓的科学思维，即从培根、笛卡尔开始的对「经验」与「求真」的重视；所谓社会模式，即从约翰·穆勒与洛克开始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果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它们表述的要义就是，任何科学思维的发生与发展，都建立在人能够自由地思索自己的真实处境这一前提上。

经验在培根那里代表的意义是：把实验和理性这两种机能，更紧密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自由则代表个人能够无阻碍地探索与掘进，它无惧传统的权威与观念，对任何事物都有怀疑的权力！

这种精神与意识习惯，在中国始终比较缺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他认为中国传统力量导致的个人敬谨服从，相应地放弃了反省与独立。

不可否认，这种论调与我们的大部分现实非常契合，尽管时代不同了。

04

另外，教育的目的很值得探讨。

我们假定教育是为了让每个受教育者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这个「发展」是指精神与智力的发展，还是指实现个人野心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

在中国，教育大概仅仅在于谋求生存这种最低限度的事务上。尽管博士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博士也不全是为「求真知」而学习，更多是为了依靠文凭而立足社会，经营未来。

至于纯粹的学术，伟大的科学，这些概念在我们的教育环境中非常飘渺。教授不会引导人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学生更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一切教学行为都是按部就班，不急不缓，平庸乏味的「相互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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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在自己的年代里感叹：「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置的各类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现在的问题是耕耘科学和酬报科学两事不落在同一人身上。科学的成长是出于伟大的才智之士，对科学的奖品和报酬则掌握在资质平平之辈或大人物之手，而他们除极少数外是连中等学问都没有的。」

这些话似乎很适用于我们的教育机构。

学校里的教师忙着评职称，教授都分了一二三等不同级别，副教授就更甭提了。如何能从一个讲师爬到一级教授的位置上，那得煞费多少苦心而不得。至于科学与学术，也就难以顾及只好将就。人们不过是为了「饭碗」而「工作」。谈何其他！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同样提到，学术界的选拔过程，和其他选拔过程一样，必然牵涉到人性因素。但是他承认，人类协作的法则告诉我们，「众望看好」很难脱颖而出，最终胜出的往往是第二、第三名。

学术生涯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疯狂的冒险行动。它涉及到人们的路径选择，机会成本，以及覆水东流的种种历史教训。学术的发展与更新，不仅仅要有科学的实验精神，还涉及到偶然和灵感这样的东西。

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中，灵感还提远远提不上日程。

因为权威式的、家长式的教育体制，不鼓励独立和自主的发展，而是在繁复的考试与人事纷争中，不断困缚人们的判断。

06

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跌入了「应试」的深渊。

标准答案怎么会带来「创新型思维」。学生只知道一味地吞咽那些既定的知识体系，却不能在接受结构性的正确的知识的同时，去探讨这些知识的来历与成因。

个个被训练成考试能手，却永远在嚼前人的剩饭。没有几个人能进入这个庞大的知识发展的历史体系中去，不能触摸到各行知识的边界在哪里，只能在既定的体系内徘徊。

他们也怀疑，但找不到怀疑的对象；也探索，但上不了科学思维的道路。

他们关照世界和自我，但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而非展望精神。他们学习单一的知识，视野狭窄；或学习各种知识，但缺乏将各门知识通融于内心的开放式经验，也不能打破任何边界，创造任何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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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在论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时，谈到那些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清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与磁石。他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既然中国人在古代曾有过辉煌的科学历程（尽管是那样的暧昧不明），为何我们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之际，却掉队了呢？

李约瑟的问题困扰着这个民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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