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经济趋势：“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大咖们都讲了啥？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于2019年2月16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年会由论坛学术委员会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确定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专题演讲，并围绕主题展开自由讨论和交流。年会还对论坛年度工作进行总结，确定下一年度的工作内容。基金君整理了主要嘉宾的演讲核心观点，供大家参考。

方星海：新股上市首日存在“弹簧效应” 放开限价提高定价效率

2月16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当前的制度安排下，新股上市之后连续上涨时间更长，极大市盈率更高，限价以后平均回报率较低，希望对二级市场的价格进行改革，以提高市场的定价效率。

方星海发表《新股上市首日限价的弹簧效应》主题演讲时指出，研究这一话题的背景在于，从2009年7月份开始到2014年6月份，股票发行一级市场基本上是一个询价的方式，二级市场上市首日基本不设涨跌幅，但到了2017年4月份以后，新股上市有所调整，一级市场定价不能超过23倍市盈率，二级市场首次上市涨跌幅不超过44%。

对此，方星海表示，在研究首日上市限价的合理性问题时，以二级市场弹簧效应的角度，引入极大市盈率概念，可以消除掉一级市场发行的方式。所谓极大市盈率，就是一般现在新股上市首日涨44%，然后连续几个涨停板最后打开，那么从第一次打开涨停板那天算静态市盈率，这个叫极大市盈率，就是发行市盈率加上二级市场上升市盈率的叠加。

那么，极大市盈率在两种新股上市首日的不同安排情况下有怎样的表现？根据2009年7月1号至2014年6月30号期间的934个IPO样本，以及2014年7月以后至2018年6月30号期间1016个样本，对比极大市盈率的表现，以及一两年以后的市场回报率来判断当前制度安排的效果。

方星海表示，有三方面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当前的制度安排下，新股上市之后连续上涨时间更长，极大市盈率更高，也就是从2009年7月份到2014年6月份，发行市盈率中位数是56，均值是63.9。然后引入极大市盈率，行业调整的概念，就是每一个公司市盈率减去所在行业的平均市盈率，然后加了44%限制以后，情况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极大市盈率无论是均值和中位数都大大上升，行业调整后的极大市盈率也是上升。

“去掉了二级市场大势的影响和上市公司的质量影响以后，这样的差别也是显著的，因为有人肯定会问说是不是2014年7月份以后上市公司质量好了导致市盈率比较高。我们把这些都去掉，控制住以后，效果还是非常明显。”方星海称。

方星海同时称，第二个发现，达到极大市盈率以后，一年和两年之后的，如果投资者在涨停板打开以后买进去的平均回报率，总体来说在限价以后回报率很低；第三个发现，则是创业板因为个体小限价以后，扭曲效应更明显。

在IPO定价尚未改革的情况下，建议改革二级市场的价格，方星海的理由在于，二级市场的价格改革相对容易，如果改好了，能够较快达到二级市场的均衡点以后，其实是为今后IPO的价格改革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否则IPO的价格改革也没有参考。

楼继伟：不能行政运动式“去产能” 产业政策应普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出席并以“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发表演讲。

楼继伟表示，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对面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在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都是必须做的，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这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不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他说。

在谈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楼继伟强调，不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我觉得这是失误的，现在造成了重大的金融风险”。

在谈到“脱贫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花一块钱是一块钱”。

他认为，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又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当然中央已经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他分析称。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再谈到产业政策时，楼继伟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他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吉利）到外面收购了沃尔沃，我不评价它的战略对不对，但是这个做法就说明被围剿的这些企业有实力”。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

在谈到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时，楼继伟认为有一段时间“被炒作”，认为“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他引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的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这些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看总书记的讲话，很多东西如沐春风，都是这些话，真正实事求是的，我认为这是纠偏”，他说。

楼继伟强调“六稳”之中，稳预期很重要。

外管局副局长陆磊：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2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有汇率稳定、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陆磊提出，2019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溢出风险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来，美联储渐进式加息，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着低通胀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续收窄，中美1年期国债利差于2018年11月初出现倒挂，截至2019年2月12日，达到-24.47bp。

他指出，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短期健康性挑战有低利率和杠杆率体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

蔡昉：人口红利消失 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以“积极就业政策3.0版”为题发表演讲。

蔡昉认为，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都是把它作为民生、理念，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央行易行长手边不是随时用失业或者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决定他的政策实施，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

2007年以后，全球各国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在蔡昉看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我们和周期没有很强的关系”。“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周期性的，失业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我们更接近于自然的失业”。

蔡昉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当然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导致劳动力短缺，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此外，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黄益平：我国当前金融体系 对小微企业存在歧视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出席并以“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加强统筹”为题发表演讲。

黄益平表示，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较有效，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

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担保，其实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变相歧视。另一方面，正规部门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就使得能够真正服务于民营企业的银行数量变得更少。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多。“如果它们要融资，就必须要到非正规市场去，这时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他总结为，上述问题是由于金融体系的特征和过去的金融意志相关。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黄益平认为，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我最近刚刚从外地调研回来，一个大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不出来”。

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后，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解决了？想都不要想”。他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利率市场化要解决取消不公平的担保问题和解决风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的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黄益平认为，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李扬：应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 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服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并以“把地方政府债务关进制度笼子：结合日本经验的探讨”为题发表演讲。

李扬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最近3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振，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观平衡的循环，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把居民储蓄筹到手里进行公共投资。“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债务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机之后，中央政府也撑不住了，它必须由地方政府同时发力，而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呈现跳跃性增长。到2007年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国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法，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

李扬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来，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是来自银行的，“恐怕在中国做金融是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象的”。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审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李扬还强调，应向日本学习三点。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李波：证券监管的核心 是信息披露应全面引入注册制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波出席并以“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为题发表演讲。

今年1月份，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发布了《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报告，该报告由李波和印度央行的副行长牵头，共16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专家一起研究成立的研究工作组，用了一年时间完成。

该报告提出，一、不同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存在持久且明显的差异。二、固定收益市场主要债券市场发展迅猛。三，新兴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比较快，但是跟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持续的差异。

该报告还研究了八个方面的驱动因素：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包括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有力的运行环境；一个是跟市场发展更相关的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自治、法律和有效的司法框架、高效的监管制度。第二个领域是跟市场发展更加具体的要素，包括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的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互补性市场和金融政策措施。

李波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消除金融压抑，更充分地尊重市场自治。第二，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第三、强监管的独立性，同时增加监管资源，并提高监管执行力。第四、机构投资者的 和多样性。第五、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同时有效地管理相关的风险。第六、发展互补性的市场，包括衍生品市场和风险对冲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

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时，李波认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5个不足。第一、市场自治不足“普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压抑是比较多的，金融扭曲是比较多的，政府干预是比较多的，市场自治是不足的”。

第二，中国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他认为，投资者保护有两个方面：司法救济和监管。前者，“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后者，我国的“证券监管能力比较差”。

第三，我国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如果全方位考核我们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属于最差的国家之一”。

第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对此，李波建议，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王一鸣：要统一思想认识 稳投资“不是一种罪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出席并以“稳投资的重点和对策”为题发表演讲。

王一鸣表示，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对比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可以看出此种变化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比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期来看，我国投资规模的下降幅度比前两者转型期的幅度大很多，“2018年实际投资比GDP增速低6个点，日本在1975和1980年，韩国是2000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大概要低1.3到0.8个百分点，显然我们的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的趋势。所以，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我们的降幅太大了”。

投资为什么下降呢？王一鸣分析称，第一，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尤为明显，主要是大量投入了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

第二，债务杠杆的不断攀升。我国宏观杠杆率大幅高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如果包括隐型债务，显性债务杠杆率不高，但隐型杠杆率相当高，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现在看预期不稳。

第四，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过去两年房地产投资经历了回升的周期，跟去库存，特别是棚改的货币化安置有很大关系，现在政策也在调整，房地产投资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还未可知。

关于“稳投资”，王一鸣提出，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要放水了”，他认为，“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刘元春：投资增速下滑有必然性 7%-9%增长区间较适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以“合理投资增速的几个标准”为题发表演讲。

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这样的下降是否哦合理？稳增长的合理目标是什么？刘元春提出了一些判断标准。

标准之一，静态宏观平衡的视角。刘元春认为，投资的变化必须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间平衡，这个平衡决定于居民储蓄、政府节余、贸易赤字、被动存货投资的变化。我国居民储蓄率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点，储蓄的增长速度呈现阶梯性、趋势性下滑。2017年储蓄的实际增长速度基本上在5%左右，预计今年可能会回到8%左右。此外，贸易顺差全面收窄，从接近10%到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政府债务，特别是赤字率持续攀升，尤其是广义赤字率攀升得更为厉害。“把这几个因素作为判断短期宏观平衡，从这些参数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八年里面下降了19.7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顺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当前投资增速下滑是具有趋势性的，但是数据的匹配性说明它已经超调了，可能会引发短期宏观失衡的问题”，刘元春说。

第二个标准是动态平衡标准。刘元春表示，动态平衡标准很重要的原理是本期的投资需求经过资本的形成就会形成下期的供给。因此不同跨期的投资增速的变化，有技术性的依存性，过度的下滑肯定会导致动态平衡的失衡。

从动态平衡角度来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速，特别是从实际增速的角度来看，2016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断崖式的变化，动态失速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目前在动态失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债务投资模式，导致动态路径的依赖性非常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一个调整的阵痛期，“实际上是我们在债务投资模式调整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阵痛期，也是我们的变化期”。

此外，刘元春还提出了三条标准。

他在总结时表示，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樊纲：当经济出现波动时 要理直气壮采取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出席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为题发表演讲。

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但不可否认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十八大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多少？这都是大家确实很着急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它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因此，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想想他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一个件又一个件地采取各种措施”。

樊纲强调，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

但樊纲也认为，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变成“大水漫灌”。他还认为，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政策并非“大水漫灌”，“当时说的是两年的支出，当时是把两年当中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它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口径，但是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什么叫刺激政策？是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真正的大头不在这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樊纲表示。

上述问题表示，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刘世锦：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 避免制造寻租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出席并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来源”为题发表演讲。

在谈到我国经济增长时，刘世锦预计，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变化”。

此外，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重要工业品，包括出口，都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正在寻找低速增长的均衡点，“潜力有限，效益下降，靠不住了”。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他提出了两个典型领域，一是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过高，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重点。再一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的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首先，有利于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等优点。

第五，绿色发展。他强调，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产生巨大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际上可以形成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因过生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刘世锦认为上述增长来源有三个特点。第一，对市场经济制度、质量的要求都很高，“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没法适应的”。所以，“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现在谈技术卡脖子谈的比较多，制度建设的卡脖子问题这一关必须要过”。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部分都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

刘世锦认为，如果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必须明确一点，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我们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的进展”。

刘世锦还强调，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制造寻租机会，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咱们的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在谈到改革的目标时，刘世锦认为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徐忠：行政部门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无法体现市场法治化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出席并以“ 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为题发表演讲。

徐忠表示，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则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以此为指引，机关干部白加黑、5+2加班加点出台改革方案。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他说。

在仔细翻阅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后，徐忠称，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我想这背后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徐忠解释，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但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但文件的出台是有时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徐忠称，被拿掉的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在其看来，我国政策文件大多结构工整相似，涵盖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形势研判到改革的必要性，从指导思想到基本原则等等。但是对政策的细节表述比较少，很多用鼓励、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励和支持，并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级文件没把细节讲清楚，事实上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徐忠表示，“当然这可能也与中国的文化心理有关，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能懂的语言讲清楚，也不屑于描述具体的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

第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徐忠认为，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长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不能写进法律里，只能大而化之，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

徐忠称，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看成绩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群众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充满期待。在此背景下，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设计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当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会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他说。

刘尚希：一谈产权改革就是私有化 这是非常错误的理解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导刘尚希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并发言，题目是所有权结构化、社会化推进要素市场化。

刘尚希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他指出，我国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工业条件下的要素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不够清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到多种束缚，造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资源错配、生态环境、相关领域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的问题，妨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刘尚希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刘尚希表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为什么说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并没有说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他认为，这是因为所有权强调的是占有，而产权强调的是使用。占有是静态的，并不会带来财富。而只有使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拥有产权，才可能真正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我们一谈到产权改革，有的就认为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刘尚希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个桥梁、中介。离开了产权，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素不能优化配置，生产率也不能得到发展，那就谈不上创造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产权和所有权划等号，产权源自于所有权，但是又超越了所有权。”他表示，在这个意义上讲，公有制、私有制是生产关系层面，产权更多地可能是在生产力层面，生产要素配置层面。

最后，刘尚希还就怎么推进改革谈到了自己的建议，以中央对地方的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和行政分离运行的制度框架。

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实际上没有从产权的层面上进行确权的，我们是国家所有，但是地方在管理，实际上行使的是所有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对于产权，使用权、开发权、经营权、收益权等等在这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导致权属不清晰。同时中央与地方产权不清楚的情况下，财产权和行政权混合在一起运行，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核心应当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创新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理论，来推进我们产权改革的实践。”刘尚希说。

姚洋：中国经济未来增速怎样？ 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出席并发言。

姚洋认为，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他指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达到顶峰，在2006、2007年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预计还是会进一步下降，“因为日本只有17%，美国只有10%，我们仍然是在18%左右”。

“去工业化也已经开始，”姚洋表示，中国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 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我们的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姚洋认为，这带来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的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

姚洋认为，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这些情况并不特殊，日本的转折点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它的消费率达到最低。日本和中国的情况相差不大，它的最低点是52%，中国是50%左右。韩国是1988年基本上是工业化顶峰结束了，日本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迫转型。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姚洋称，日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我们老说创新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

王建：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 经济还有新一波的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并发言。

王建称我们现在存在两个认识误区，第一，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阶段已经到了应该下行的时候，它的速度就应该低。

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中国改革以后实行了先富政策，现在已经有3亿富人，他们的人均收入大概是2.5万美元，但是我们还有10亿后富人群，这10亿后富人群人均收入大概是4000美元。

过去三亿的先富人群在2003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势的高速增长，是他们的房子和汽车的消费拉动的，中国的两个强力的增长引擎，一个是新全球化，还有一个是先富人群对房、车的消费，引起了一个巨大的内需。

当三亿富人完成了置业水平以后得开始往下掉了，但三亿后边还有十亿人。

王建认为，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经济增长高峰一定是两个，更大的经济增长高峰是十亿人的消费。“这一波的消费，他们所引领的经济增长周期会更高、更长。”

“现在说经济增长潜力降到什么6%、5%的水平，我都不认同。如果你要看中国的二元结构，你就会认识到是两个消费高峰、两个增长高峰。”王建说。

此外，他也表示GDP增长速度下降是对的，基数大，就应该降速，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是对二元结构来说，如果把三亿人2万的GDP倒推到新千年之初的时候，5000美元的人均GDP，他开始进入房车的爆发性需求。如果有了这样的政策，就可以启动他们的消费，推动中国经济很快地走出低谷，进入到一个新的增长高潮。

汪同三：减税降费符合世界潮流 应同时减少财政支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出席并以“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为题发表演讲。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汪同三认为，第一是如何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第二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两句话非常重要，一个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是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一条措施是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在其看来，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到，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这个概念，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

汪同三分析称，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非常简单的三个数字，就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只有3.8%”。

在汪同三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把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第一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减税降费是最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第二，降税仍有比较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减税降费措施与世界经济趋势相吻合。“特朗普带头实行减税措施，之后一些其它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实施减税措施，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减税措施作为主要的一个措施方向，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显然，减税的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解决财政收入的减少有两条路，一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汪同三还强调，减税必须有规模性，才可以产生作用。“去年我们大概减税1.1万亿，今年减多少还不知道。另一个要注意，减税的效果是递减的。今年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和明年再继续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它的作用显然是会有差距的。这两条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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