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的中国之路：发展方向与应用前景

导读

国内金融资源供需之间产生的较大错配裂口，导致货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在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拆借和交叉代持，而进入不了实体经济。金融科技在解决金融空转的问题上，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正文

当前，金融科技成为整个金融业与监管层共同关注的热点。背后折射的不仅是对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后的技术觉醒和监管反思，还有中国金融体系下特有的制度内涵。要更加广阔和深远理解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之路，必须将第四次技术革命与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化、金融深化、金融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在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上下求索，方能找到其中的演化路径和内在逻辑，从而找到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

如何理解互联网金融的“中国式”繁荣

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互联网在中国金融体系掀起的热潮，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如此明显地出现过。客观来说，技术是中性的，但如果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原因应该是存在制度属性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制度差异在哪里？主要体现在管制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交易成本差异上。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无论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都存在着广泛的管制，衍生出各种管制成本，构成了交易成本的主要部分。这些交易成本不仅是显性的各种税和费，还有隐性的各种无法用财务计量的行政成本。尤其是一项交易可能走很多部门盖章审批，其消耗的时间成本相比显性的税费还要高昂的多。而在线上，相关行政方面的管制成本很低，或有的交易摩擦和交易成本相较传统交易模式来说也较低，大大提升了交易效率。

因此，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生长，一方面是为了规避线下的管制成本而进行的线上迁移。从这个角度来看其繁荣原因，技术属性的因素少一些，制度属性的因素相对更多一些。比如余额宝，2013年的天弘基金是亏损的，但被阿里巴巴收购后，短短半年内规模就能达到四五千亿元。这样的规模，传统的中小银行至少需要十几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而在仅仅4年前的2013年，国内规模超过五千亿的银行还不到20家。原因就是这些“互联网银行”没有严格的监管约束，如资本充足率、贷存比、合意贷款规模、存贷款利率等的约束。正是这种宽松的“自由化”环境，造就了过去一段时期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这种线上线下差异形成的体制套利机会，在金融制度相对完善的美国是没有的，因此也没有出现互联网金融这种过度的繁荣。

可见，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演化逻辑，主要是基于线上线下的制度比较优势。

从本质看金融科技演变的内在逻辑

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从形形色色的概念到求真务实的应用，表明这些年金融机构在实践过程中正逐步变得成熟、理性。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来看，监管层的关注点正在从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转向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及推动金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2017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各部委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及党的十九大，都把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到了首要位置。虽然政策层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试错容忍度很高，允许一部分先行者先试，但当这种新兴的金融力量生长到一定程度，逐渐靠近或触及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会引发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的规范越来越严格。最近两年，从P2P、第三方支付到第三方理财，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规范、整肃和清理，严监管成为未来的大趋势。那么，从互联网金融转向金融科技，应该说政策层意志在其中发挥了外生力量的作用。

另一方面，从金融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自身规律或内生力量来看，也有演变的内驱力在其中。任何一项新生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都需要经历一段去伪存真、回归本源的过程。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金融体，每时每刻都产生着大量数据和新的客户体验及场景需求，这些数据包括产业数据、消费数据、税收数据、金融数据以及各种非结构性数据，就像巨大的宝藏需要科学的分析方法去挖掘、变废为宝。但是，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并没有做好这些应该做的事情，包括构建好数据的底层架构、打好大数据分析的基础等，因此这些宝藏还比较原始和粗放。这个使命需要内涵更深、范畴更广的金融科技来完成，让大数据分析、移动金融、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能够以更加立体化、多维度的技术体系，承载起金融文明演化的工具职能。

正视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替代

在金融科技的体系里，监管套利的动机正逐渐淡化，技术应用的目的不断强化。尤其是近一两年，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等发展非常迅速，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传统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和应用。金融科技要发挥真正、持久的生命力，必须回归技术革命的工具本质。总体来看，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效率的替代。传统金融的优势在于规模、重资产和稳定的运转体制，但是在效率、迭代和创新方面存在较大的体制性约束。金融科技要突破的是传统金融的效率约束，无论是以往的信息自动化、电子银行，还是当前的数据银行、直销银行、智能投顾、区块链、金融云计算，实际上都是在效率上下功夫。以智能投顾来说，这种基于大数据的精准算法，能够完成以往需多个经验丰富的投顾人员才能完成的工作，节约了大量人力成本，且合规风险较小，极大提高了金融作业的效率。还有银行采用区块链实现对票据和供应链金融的风控，效率得到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提高，这是传统的以稳定为主的金融机构难以望其项背的。

二是交易的替代。金融科技正在创造一个自交易、自会计、自清算的时代。比如有基金公司通过区块链和算法建立自己的托管系统，而不再需要委托银行完成托管业务等。在区块链的范式下，交易即核算，会计成为实时过程。交易行为与核算、会计连在一块，传统的会计、托管和核算都将消失。从前瞻性的意义来说，区块链将消灭一切以规则为依据的行业。自交易所的趋势正在酝酿。如果技术成熟，应用通道打开，区块链可以为每个微信群进行交易，会计、核算、清算，都可以不依赖某个权威中心而全部自我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量化对冲、券商的规模交易等，都将被人工智能和某种算法替代，而且这些人工智能和算法本身有迭代能力，能够根据场景和环境变化自我进化，实现对组合和交易规模限制的突破。

三是货币的替代。货币最本质的职能是交易媒介，财富贮藏和价值尺度则是衍生出来的职能。金融科技时代，非纸币化是必然的趋势。从历史来看，货币的演化需要过程，从实物货币到信用货币到数字货币，本身就是进化的过程。对货币的替代，实际上是对货币职能的替代，只要某种算法可以取代货币的功能，那么完全的货币替代就会成为可能。如果法定的纸币缺乏信用锚，没有规则的滥发超发，造成通货膨胀，那么货币的替代和竞争就会发生。如果在某种算法下，既能解决通胀，又能满足交易的需求，那么这种货币就具有竞争力。

金融科技推动金融回归服务本源

一方面，当前传统金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资产荒；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有大量的融资需求却得不到满足。金融资源供需之间产生的较大错配裂口，导致出现货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在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拆借和交叉代持，而进入不了实体经济的现象。金融科技在解决金融空转的问题上，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资产荒也好，金融空转也好，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都是因为信用的缺失。由于信用缺失，金融机构不敢投资、无法定价，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淘宝、天猫、蚂蚁金服等，本质上解决的都是传统交易中的信用问题。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信用能力，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需要介质来向其他人传达。“蚂蚁们”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让个人沉睡在数据中的隐形信用转化为可以被社会认知的标准化信用，让信用成为财富，给信用赋能，产生正向价值，也就是信用的资本化、价值化。

其次， 需要加深对"信用"这一概念的理解。信用，有信就要用。现在社会中的各种“套路”，都源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让负信用的人获益，对正信用的定价就会扭曲。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主要依靠银行创造和识别信用。银行创造信用主要依靠政府背书，识别信用的能力也主要限于抵押和担保，一旦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抵押式信用就会出现问题。比如那些缺乏抵押资产的中小企业很难产生自己的信用，这样就得不到传统金融的服务。金融科技却能够通过大数据、区块链、智能算法等技术，产生新的信用来替代缺失的抵押信用，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缺失问题。

最后，金融脱实向虚的原罪并不在于资本和货币，而是金融体系出现了大量提供超额利润的套利机会。钱进不了实体的直接原因是相对于金融领域，实体经济赚钱不容易、风险大。资本是逐利的，如果实体经济能产生合意的资产回报，根本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当前资产配置有两大趋势，一是全球化，资金投放在海外；二是另类化，超越传统的投资和资产配置模式，投放于对冲基金、艺术品等，两者都没有进入国内的实体经济。

分析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一个现象，就是中国金融领域有太多的套利空间和投机机会。背后的逻辑，又是金融领域各种管制导致的，如股票的一二级市场套利、利率汇率双轨制套利、影子银行的资本监管套利等。更严重的是，资本市场可以帮助这些套利资金进行资本化套现。金融科技在这种非均衡套利经济中则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技术进步可以倒逼制度改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加速套利来消灭套利，让金融领域的风险定价回归一价定律，即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满足社会一般利润率，金融领域的资本回报率与实体经济投资相比不再具有较大的优势和诱惑力；二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创造信用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政策层解决套利产生的底层体制原因，从制度的基础层面真正促进金融的深化和市场化，而不仅仅是规模的粗放增长和边界的无序扩张。

从以上意义来看，第四次技术革命，正是加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契机。

(作者赵建，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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