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罗敏们的高利贷简史：一部收割与被收割的血泪史

今天语境下的高利贷，与古代的高利贷差别很大。如今，高利贷在实际上与次级贷款和普惠金融等词语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主流金融体系之外的重要补充。

在现代金融体系没有形成的时候，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因此高利贷是一种主要的信贷手段，市场化的低利率借贷很少见。

在欧洲，受宗教因素影响，高利贷历史就是一部犹太人的血泪史，犹太人几乎成为高利贷者的代名词，充满悲剧色彩；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对高利贷的态度相对宽容，许多地主阶级就是高利贷者，有些朝代的政府则直接从事高利贷业务，不过在重农抑商的背景下，高利贷经常被打压。

即便在今天，越是金融不发达的地方，高利贷生长的土壤就越肥沃，因为人们无法通过更好的渠道获得融资，这正是高利贷的合理性之所在。

尽管如此，高利贷终究无法超越社会伦理道德而存在。我们既不能以道德扼杀高利贷的合理性，也不能以纯粹的商业逻辑美化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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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高利贷历史：犹太人血泪史

宗教在欧洲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古罗马并不禁止高利贷，不过在基督教兴起之后，高利贷成为基督徒必须遵守的禁令。

从公元4世纪开始，基督徒神职人员被禁止放高利贷；到7世纪，禁止放高利贷的禁令，扩大到在俗的普通教徒；公元800年，教会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将高利贷禁令扩大到所有人。

1139年，在罗马教皇英诺森二世任内，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明确规定：“放高利贷者，将终身蒙羞，除非悔改，否则死后不得按教友——基督徒的葬礼入葬。”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规定，放高利贷者将被逐出教会。

根据原教旨，基督徒无法从事信贷行业，而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不受此约束，加之他们在欧洲备受排挤，无法拥有土地，许多行业都被禁止进入，最终金融几乎成为犹太人的专属职业。

萨罗·巴伦及合著者1975年出版的《犹太经济史》一书中说：“从比利牛斯山到苏格兰，从大西洋(600558,股吧)到易北河，这中间各地的犹太人，大都是靠放高利贷生活的，从12世纪到15世纪都是这样的。”

犹太人的信贷业务为什么会变成真正的高利贷呢？因为这项业务实际上被当权者用来压榨居民，犹太人放贷收贷，国王再向犹太人课以重税。国王经常拿走利润的大头，而犹太人不过是取蝇头小利。

《犹太经济史》写道：“基督教统治者一向把犹太人当作其高利贷的代理人，他们从犹太人身上拿走大笔高利贷收入，然后，他们又时常宣布，对个别或者所有的犹太人的债务实行延期偿还。”

在整个欧洲，犹太人经常因为各种名目被起诉，课以巨额罚款，或者没收财产，驱逐出境。如果公众对犹太借贷者的仇恨沸腾起来，基督教的国王又会出卖犹太人，让暴民攻击他们。

12世纪中叶，英国规定犹太人的每笔贷款必须交10%的税，而犹太人遗产的1/3要交给国库。法律以外，还无休止地对犹太人进行敲诈勒索。

1298年，法国洛林的犹太人被控偷走了献祭用的圣饼，玷污了圣饼，因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140个犹太定居点被洗劫，犹太人被驱逐和屠杀。

1348年，欧洲流行黑死病，基督徒也归咎于犹太人，以此为由洗劫烧毁了350个犹太定居区，很多犹太人丧生火海。

1391年，西班牙的犹太人被洗劫，官方宣布他们丧失一切经济权利，勒令他们皈依天主教，否则死路一条；皈依之后的犹太人又被视为异端，仅仅15世纪西班牙的宗教审判所，就判了3万犹太人死刑，40万犹太人坐牢。

1492年，西班牙又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天主教王国”为由，驱逐了境内全部犹太人。

中世纪诗人但丁笔下的《神曲·地狱篇》，放高利贷者不仅作为罪人被打入地狱，而且是与犯淫邪鸡奸罪的人待在地狱的“同一环”。

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特的设定是完全的反面人物，尽管如此，这部作品通过夏洛特之口揭露了历史真相：“他（安东尼奥）骂我是异教徒……曾经羞辱我，夺取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我的亏损，又挖苦我的富余，侮辱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

高利贷历史的转折，始于16世纪。法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提出，《圣经》并不禁止高利贷，自然法允许高利贷，放债是提供帮助，任何劳动都应得到报酬；并呼吁“不要让钱闲着，让它生利”。

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荷兰、英国先后将高利贷禁令废除。在威尼斯这类自由商贸的城邦国家，高利贷变得普遍起来。在此基础上，现代金融业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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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利贷历史：打击高利贷是政治传统

与欧洲中世纪不一样的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过将高利贷视为非法，但是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基调下，打击高利贷依然是一种政治传统。

这是因为，高利贷的过度扩张，往往会加剧土地兼并，影响政治稳定——受高利贷迫害的贫下中农，被迫将土地交出去，在削弱中央政府财权的同时，还制造出大量流民。

在我国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以货币为对象的高利贷。据《管子》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西部谷物借贷的半年利率甚至高达100%，而在利息率最低的北方借贷利率也达到20%。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在其封邑薛地放债取息，作为奉养三千门客的财源。有一年，薛地歉收，很多人没交利息，他派人催收，仍“得息钱十万”，可见放债规模已经相当之大。

《史记》记载，景帝三年，为平定诸侯叛乱，需要大量经费，汉朝将领向商人借高利贷。一位母颜氏愿贷款给官府，但要求10倍利息，结果三个月后吴楚之乱得到平定，母颜氏如期收回了本金和利息，一举成为长安巨富。

不过，自商鞅变法以来，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国策：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西汉末年，王莽变法，为了抑制高利贷，推出“五均赊贷”。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丧葬的用费，不收利息，短期即还；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资金，期限较长，按借款者的纯利润额收取年利十分之一（一说是月息3%，即年利36%）。

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控制岭南，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包括阿拉伯、犹太、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在内被杀者有12万。一种说法是，这些外国商人勾结唐官府，依势放高利贷，引起民愤。

在佛教历史上，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与后周世宗灭佛。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佛教势力及寺院经济膨胀威胁到世俗统治，而寺院经济靠的是向农民收地租以及发放高利贷。

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推出“青苗法”，将官方储粮折算为本钱，以20%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的苛政，后来被停止执行。

元代时期，蒙古贵族被明令禁止直接经商，他们通过代理阶层（斡脱商人集团）发放高利贷，年息百分之百，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时称“羊羔利”、“羊羔息”。后来元朝政府设立斡脱所，管理和约束斡脱商人经营商业和放债谋利诸事。

到明清时期，典当行、钱庄、票号等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机构逐渐发展成熟，信贷市场更为兴盛；清朝末年，银行正式被引入国内，开启了中国的现代金融发展之路。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高利贷的态度从最初的鼓励走向整顿，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高利贷几乎消失了。

1952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指示认为，农村高利贷破坏农村经济的发展，促使阶级分化，是非法的，应予以打击、取缔，争取在两年内消灭农村高利贷。

1953年底“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要求推进农村合作化，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同时由原本鼓励自由借贷转变为“批判借贷自由，取代私人借贷”。

改革开放后，民间借贷逐渐恢复，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都处于地下状态。在温州，由于高利润的诱惑以及政府管控的缺失，民间集资组织“抬会”盛行，最终在80年代中后期爆发了危机。据称，“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当年最负盛名的“抬会”会主郑乐芬，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尽管郑乐芬在民间和法律界倍受同情，199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郑乐芬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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