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孤寒与资本嗜血，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近年来，科技创业的浪潮愈加澎湃，各类巨头、精英裹挟着贪婪的资本汹涌而至，那阵势就仿佛开启了人类又一次科技大爆发的加速器。难怪连谷歌创始人Larry Page也宣称，“死后会将数十亿的财产捐给像Elon Musk这样的科技狂人来改变世界，也不愿将钱捐给慈善组织。”虽然资本对科技的青睐态度愈加明确，可其中是非利弊仍是混沌一片，这持续而疯狂的财富盛宴对科技本身来讲到底是福是祸仍未可知！

受资本掣肘，医疗寻求突破

癌症顽疾已经困扰了整个医学界很长时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周围的朋友、同事、亲人，包括我的妈妈，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曾身患癌症，痛苦不堪，在过去的几年之内相继去世。”MIT的金融学教授罗闻全（Andrew W. Lo）在承受着失去朋友和亲人的痛苦的同时，也在探索新的癌症解决办法。这一次，他尝试动用金融的力量来攻克这一难题。

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共识就是随着人类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我们就能克服更复杂、更棘手的问题，但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一逻辑似乎行不通。

现在的疾病防治和新药研制往往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上千次的临床试验以及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最后得到的结果往往还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么高的风险自然会使资本望而却步，如此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就会使得早期的医学研究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投入的经费更加捉襟见肘。

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所产出的药品种类呈递减趋势

事实证明，创新发明是风险最大的一件事情，而恰恰投资人最讨厌的就是风险。一家医药公司的CFO曾直言：财务状况对公司业务起到的不是“影响”的作用，而是“驱动”的作用，可见资本的力量有多么大！也正因此，罗闻全教授对这一现象的总结就是“药物研发越来越困难，风险越来越大，资本投入越来越少”。一切都在暗示技术开发对资本的依赖日益增强。

那么生命科学难道就真的前途渺茫了吗？事实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根据风险收益数据显示，以辉瑞为代表的医药企业的累积回报要远高于国债和股市，一旦成功就意味着巨额的财富。

例如，一项普通的医学研究需要两亿美元，周期十年，十年内投资者得不到任何收益，但在十年之后，你就有5%的机会获得123亿美元的回报。

美国国债（绿色）、股市（红色）和辉瑞公司（蓝色）收益对比

而罗闻全教授正是看到了这一关键点，因此他试图突破令投资者举棋不定的高投资、长周期、低成功率等阻碍，进行一次创新，将担保债务凭证（CDO）的模式引入医学研究，加快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应用的进程，同时可以与投资人共同分享收益。

为了进一步实现“金融降低风险”的目标，罗教授成立的megafund基金同时投资了150个生命医学领域的项目，这总共需要300亿美元资金。但重要的是，有98%的机会使3个以上的项目成功，而仅仅这3个项目在十年以后的回报就高达370亿美元。而megafund也将由世界顶级的生命科学领域专家和投资人进行管理。

关于这一变革金融的尝试能否成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罗教授所面临的麻烦并不是偶然现象，更多人也和他一样寻求解决资本风险和技术发展之间矛盾的办法。

而我们也将这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深入浅出的剖开，步步探寻答案。

拥抱资本就能成就传奇？

同样是在生物医药领域成绩斐然的MIT教授罗伯特·兰格（Robert Langer）在对待上述矛盾的时候所做出的反应跟罗教授可是截然不同，兰格与资本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的成功。

罗伯特·兰格（Robert Langer）

首先，必须要承认，兰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被认为是组织工程和药物释放研究的先驱，被《福布斯》等媒体评为全球生物技术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早在43岁（1991年）时，便已集齐美国三大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头衔。

时至今日，他已发布了1200多篇文章（据谷歌学术，他是史上被引次数最多的十位科学家之一），拥有400多份专利授权（加上在申请的共1000多份）以及220多项奖项（其中包括被誉为“工程学诺贝尔奖”的Charles Stark Draper奖）。

兰格也曾和其他科学家一样，走正常的科研道路，但正是一次“缺钱”地窘境使他改变了人生轨迹。兰格自己在一次演讲中称，他刚开始任教的时候，申请研究经费非常不顺利。搞化工的认为他做的不是化学，搞医学的认为他不懂医学。迫于无奈，他转向了产业界，依靠转让专利，从一家制药公司拿到了第一笔研究基金。

那时的科研界认为，科学研究必须远离产业界以保证自己的“纯洁”，但是产业界却给了初出茅庐的兰格“第一桶金”。

自那之后，他与投资人便维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他们之间有着极其高效的合作模式：每当兰格有了什么可以开公司的想法，他就会给风险投资公司Polaris Venture Partners的特里·麦克格雷（Terry McGuire）打电话。

经过讨论之后，后者便为他或他的学生提供资金。单是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他们就已经建立了17家公司，包括1999年以1亿美金卖给Alkermes的Advanced Inhalation Research，于2004年完成IPO的Momenta Pharmaceuticals，以及2005年以2.3亿美金卖给强生公司的TransForm Pharmaceuticals等等。自1987年起，由他发起、或与他的学生和博士后共同创办的生物技术公司及医疗器械公司已经多达26家，其中多家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或被强生等巨头收购。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优秀学生和博士后越来越多，围着他和他的学生转的投资人也越来越多，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资金和创业投资。久而久之，与兰格相关的科技企业便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棵“兰格企业树”。如果兰格的技术最终都能走向成熟，全球将有超过10亿人因此受益。

罗伯特·兰格通过与Polaris合作建立的17家创业公司，方格里面的数字是公司所提供服务可以惠及的潜在病人数量（单位：百万）。

然而，一切虽然都貌似进行得无比顺利，但在资本不断热捧之下，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艰难。即便兰格本人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非常清楚何时何处什么技术可以商业化、找谁来帮助商业化、融资结构如何设计，他也多次在多种场合举办创业讲座，可是他的公司并不总是成功的。

商业的运作或许可以加速，但科学有着它本身的规律。以新药物研发为例，从论文开始到最终批准上市，大致需要耗费10-15年时间和10-15亿美金的支持。期间，多达90%的项目将会因为疗效不稳定、技术不安全等原因在漫长的试验周期中夭折，而这时，钱已经烧掉了。

举例而言，在兰格的公司中，BIND BioScienses成立于2012年，公司采用新的纳米技术向肿瘤靶向输送药物，备受投资人青睐。然而，成功上市之后，临床效果并不理想，股价并不令人满意，直到今年5月份，BIND BioScienses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另外一个例子是InVivo Therapeutics，其主要专注于脊椎修复，也已上市。然而，面临着客户群太窄、FDA批准临床试验例数不多、安全性存疑等问题。

其他公司，即便看上去融资一直很顺利，也迟迟无法盈利：毕竟，这些公司都太年轻，有些技术连进行临床试验的阶段都还没有到。

药物、治疗手段的研发需要大笔的经费。然而，即便已经熬到了最后的第三期临床试验，项目仍然面临可能下马的风险。长达十余年的研发周期中，只有十分之一的项目可以坚持到盈利的那一天，这还是在极其乐观的预估之下做出的判断。而对于这些只能由技术本身决定的事情，资本可以做的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另一个尴尬的问题也在困扰着兰格。兰格系公司较为成功的生物医药创业企业，关注的主要是可以带来丰厚回报的项目：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甚至是皮肤紧致的美妆产品。而一些更为重要的项目如对抗生素的开发、研究治疗发展中国家因医疗条件差而广泛存在的肺结核、疟疾等疾病的药物等却因为利润空间小、看不到回报而被无情忽略。换句话说：公司的主要业务并不包括“穷人病”。

除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公益性基金以外，疟疾、肺结核这样的“穷人病”很难得到一般资本的青睐

当然，明知公司的做法是为了顺应资本的需求，我们也不能责怪资本的无情，毕竟资本的目的是为了盈利，投资科研也是为了新技术开发所可能带来的巨额回报，顺便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只是副作用。

这也会导致一个怪相，即科研中可以获利的项目受到了资本的青睐，在资本的帮助下快速、甚至过快成长。许多科学家在申请经费的时候，不得不生拉硬扯自己的技术可能的应用前景。这也证明纯粹为了探究世界奥秘的科学研究的骑士精神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突破转化瓶颈，技术与资本的持续博弈

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领域的投资近几年一直处于一个加速的状态，根据Tech in Asia公布的数据，以中国为例，科技领域的投资总额在2015年达到了360亿美元，较之前一年的113亿美元涨幅达到217%。而和2010年的8.9亿美元相比，更是增长了40倍。

但一般来讲，真正能为工业界带来巨大价值的技术，往往是那些出现在实验室、前所未有、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典型的例子比如：斯坦福大学授权给雅马哈的FM音乐合成技术、给奥林巴斯的超声显微镜技术、给通用电气的计算机辅助断层摄影技术，以及MIT授权给索尼、松下、三星、LG、摩托罗拉等公司的数字电视技术等。

市场的问题就在于很难在早期作出判断和量化这些技术的价值。

和米资本是硅谷一家专门致力于 学习、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深科技领域的新锐投资机构，我们针对上述提到的问题和矛盾，与和米资本管理合伙人谷懿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果一项技术很有价值，但在未来几年内商业化应用并不明朗，可能远超过投资预期时，投资机构或投资人是否会选择投资这项技术？

谷懿给出的答案十分中肯且明确：“商业就是商业，一定是以利润为前提，如果是纯粹的科学家进行技术研究的话，那最好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当然，如果这项技术最终成熟，走出了实验室，可以被真正应用起来的话，我们会考虑投资的。”

谷懿还就这一问题举了一个太空创业的例子加以阐释，她说：“最近几年成立的私营太空公司有很多，但实际上美国整个航天投入中有超过50%是来自政府的，政府的支持对这个盘子的做大有很重要的作用。很显然，VC很多时候对这些项目就无能为力，可能会失败。我们要扮演的就不是NASA的角色，在投资 科技的项目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如何让投资人的价值最大化。”从资本的角度来讲，谷懿的看法十分透彻，也说明了事实。

如此一来，当科技创业者尤其是高校教授在进行技术转化时就普遍得不到资金的支持，他们不得不依托院校自身的力量，转变思路，努力实现技术商用的机制。

以MIT为例，该校设立了专门机构技术授权办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 TLO），来负责将学校的专利授权给产业界。于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主动将早期技术推向市场的机制，从而降低了资本和企业因专业知识不足而错失将某些重要技术商业化的几率。

下图为2002-2012年十年间由MIT TLO帮助落地的技术型初创公司的技术转移成绩：

大学作为技术型创业公司的最主要源头之一，其实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扶植校园创业。目前来看，大学的努力还是富有成效的，很多顶尖院校甚至成立了专门的风投基金。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等，在过去几年都纷纷成立了投资基金来支持学生创业。拿北卡大学为例，全校的风投基金规模约为2.5亿美元，应该是现在全美最大的高校风投基金。

除此以外，MIT等顶尖院校已经普及了创业教育课程，教育师生们在最开始就要赋予自身除了教学、科研之外的“第三任务”：商业视野。院方也希望借助这一手段拉近师生与市场的距离。

总之，技术在向市场转移的过程中，资本的桥梁作用越来越明显。但资本天生是逐利的，而某些领域的新兴技术商业化又是漫长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从0到1，两者的矛盾天然存在。或许只有将商业逻辑融入科学研究之中，才能够解决深科技领域技术早期投资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面对深科技早期商业化的不确定，资本会如何考量？

在某些深科技领域，DT君已经看到国外高校和技术研究机构在寻求技术商业化上做出的各种尝试和对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拥抱和引入资本是推动某些深科技快速发展的有效方式。

然而，并非只有他们意识到在技术早期阶段吸引投资所面临的困惑，如果站在投资人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情况又是怎样的？

风险较高、难以清晰看到短期内的商业应用、投资预期较长等等问题，都是投资机构在涉足深科技领域投资时最切实的考虑。谷懿在访谈中直言不讳，他们的确会考虑何时是介入某项深科技项目投资的最好时期，可能并不会选择在某项技术最开始的阶段介入，比如当该技术已经呈现出比较广阔的用户基数和市场增长空间时，他们会果断、迅速的投资。

对于谷懿来说，“四到五年是她能接受的比较理想的投资周期”，面对深科技领域的快速进展和迭代，他们在判断技术投资周期时会尽量缩短至四到五年。

在深科技领域投资上，投资人或投资机构的确会考虑到技术投资周期的问题。作为国内一家新锐投资机构，天鹰资本在投资诸如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时，通常会有一个投资期限的考虑。天鹰资本高级投资经理张伟哲表示：“三到五年基本上是我们在投资技术领域时一个期限的考虑。”

他同样提到，在碰到新技术投资项目时，他们并不会盲目跟风，而是谨慎观望，“如果某项技术还不具备明确的未来应用场景，商业化应用不明显，我们暂时不考虑投资。”

投资人对于投资周期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深科技领域早期投资的不确定因素，而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受限于投资基金本身的性质。张伟哲说，如果是人民币基金性质的，本身基金的周期较短，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投资机构在投资技术领域时的方式，并且对LP的考虑有时也会对投资期限产生影响。

另外，其实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差异有时也一定程度影响投资人判断是否要长线投资某项新兴技术。

然而，投资人的考虑可能远不止于此。实力雄厚的高榕资本掌握着3支美元基金和3支人民币基金，在AI、可穿戴设备、 学习等技术领域初创期的投资上有着多年深耕和布局，并且已经有许多成功的投资案例。

高榕资本创始合伙人岳斌表示，在深科技领域，对于早期风险投资来说，不用过多考虑投资期限的问题。如果一项技术本身很有价值，即便这项技术短期内并不能商业化，他们仍然会考虑在技术的早期阶段介入，并进行长线投资和长远布局。

岳斌对于技术商业化的过程有着不同的见解：“技术商业化的过程其实不用太着急，商业化分为两个层面考虑，一方面是技术慢慢应用起来后，肯定能获得财务上的回报；另一方面是，技术在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知识产权，的价值也是非常大的。”

相对来说，在投资深科技领域时，岳斌会更多考虑技术团队的实力、综合素质、学习能力和独特的品味。除了对技术本身的价值判断外，岳斌认为，投资人面临更多的考验是，对行业的判断，“投资人要能判断这项技术的潜力到底有多大，门槛有多高。”这可能要求投资人在技术领域内有很深的积累和很强的学习能力，才能够在深科技早期投资阶段有更多把控和判断，如果是这样，他认为前面讨论的矛盾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

谷懿也认为，投资人在技术投资的早期判断能力很重要，“不仅要看技术创始人，还要看这家创业公司的未来可增长的方向。”她坦言，尤其在深科技领域的早期投资上，投资人有时就像坐过山车，“既要有足够的乐观精神，也要考虑到一切可能的风险后果，没有绝对的准确”。

不同的投资机构在投资深科技领域项目时所做的考虑，以及所使用的思路和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对技术的商业化、技术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却有着较大的默契。投资人绝对不是“甩手掌柜”，创业团队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支持，投资人还要能够与被投资的团队形成互补和契合，尽力帮助他们在技术商业化过程中共同解决可能的各种问题。

因此，在面对同一个项目时，不同的投资人考虑的事情以及最后做出的选择可能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风险与收益权衡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资本都是要在满足可承受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回报的最大化。

资本逐利当然无可厚非，也的确在有些技术走向应用的过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当今科技发展得非常迅猛，在某些深科技领域，大量处于早期阶段的高价值技术仍然没有能够真正得到资本助力并成功实现广泛的商业化应用。”

岳斌表示，“然而，在这些领域里一定会有许多可以改变世界、造福人类的伟大技术正在萌生、发芽。”那么，这些深科技技术又该如何通过资本助力才能最终发挥其改变世界的伟大梦想？这个问题还有待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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