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班“风暴”前夜,我没忍住报了班

对课外培训机构来说,七月是山雨欲来的时候,上半年关于课外培训“双减”的消息陆续传来,暑期关停培训机构的“靴子“始终没有落地,这也让机构和家长的暑期班计划,随时有被按下“停止”键的可能。

但在焦虑中,机构和家长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既定计划。

在上海开办培训机构的何彬,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要停课的通知,他的暑期班已经提早完成招生,所有交了学费的家长,没有一个人退费。

在“双减“落地的前夜,后面会发生什么,这位机构负责人的心里并没有底,权衡利弊,目前能做的就是把所有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暑期培训是机构的收入重头,不管对于大小机构,都算得上是战略级的部署,容不得轻易舍弃。

最大的悬念都埋在接下来政策发布的那个时刻,前不久的“意见”也早早做好了引人警醒的预热。5月21日关于《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的审议已经通过,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就在7月2日,监管司负责人走马上任的消息也已公布。

万事俱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变化,但到底如何变化,仍然难以预料。

圈内的风吹草动,屡屡掀起波澜。先是一份关于“新东方内部座谈的消息”,里面提到周末和寒暑假将全面停课,计划已经细化到时间表,但俞敏洪迅速做出辟谣,更多的猜测甚上尘嚣,当日,路透社又传来“多城市试点禁止寒暑假期间学科线上和线下补习活动“的消息,疑云更凝重了。

几日后,一张高途地推动员会的现场截图又在网上流传,PPT上一行豪迈的大字引人遐想——”为高途尽忠的时候到了。”

仿佛一场现代版“诺曼底登陆”的誓师壮行。

停办已经在一些地方落实,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出禁令,严禁学校组织在校补课或网络补课。而在二级市场,各大机构的表现直接体现在无情的股价走势上,好未来、新东方、高途、精锐……大量头部机构的股价悉数暴跌,其中高途的股价年内已经达到了75%的跌幅。

“今年618的折扣都不够大,降价还得看这些教育机构的股价。”刘芸早已经完全卷入这场教育业风暴,她是这些机构的常客,但机构的股价涨跌,都不会影响到她在今年给女儿制定的暑假培训计划,早在暑假前,她就给孩子精挑细选了几门课程,像购置生活必须的服务,她早已是局中人。

走出内卷,更像是在跳出原本的精神舒适区。

01 风暴之前,计划不变

对家长林霖来说,假期培训班停办,将是计划的全盘改变。

一张发在5月份朋友圈的照片,反映出这位“鸡娃”家长在这场教育培训“内卷”中的鲜明立场。

照片上,林霖的一年级女儿,报了三家在线教育公司课程,还有两次小班英语,需要在线下进行。这里面还仅仅是学科教育,并没有写上舞蹈、绘画这些兴趣班。

往常的日子,女儿上课如赶场,平时一到放学,老人直接把孩子送到培训班,上完课再回家吃晚饭,完成学校作业,周末的时候,接送陪同,全权由林霖和她的老公负责。

而线上课,虽然在家,但也要大人陪读,一个学期下来,林霖长吁短叹:“真是陪得够够的”

全家人的生活节奏,就是围着一年级的女儿,雷打不动。

这也是一种煎熬的过程,林霖也想过放弃,甚至觉得机构全部关停,所有人都不用去上培训班。

“反正追不上,你管人家跑多远干嘛。省下的钱买个天津、西藏的学区房不香吗?也能从高考大省里跑出去。”

但这终究是她的一时气话,她清楚教育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种综合的较量,总有人会把老师请到孩子面前,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交易。然而,对她来说,更难抗拒的是培训班在孩子学业上的正向反馈。

女儿在一年级上学期就通过了KET考试,相当于英语已经达到了初中程度,全班唯一一个。因为有正向反馈,林霖和女儿都打算继续培训,虽然代价是每年3万左右的学费,以及家长长期的陪读。

在林霖的设想里,女儿小学要把语文、英语都学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中学后才会有足够的精力对付数理化,最终高考进入名牌大学,她希望女儿能成为高收入的专业人士,比如牙医。

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个假期,虽然有政策的一些风向,但她的计划依然照旧,她拿出女儿的课程表,因为机构加课,日程比她自己还要繁忙。

她不相信假期培训“一刀切”的可能性,她觉得只要高考存在,总有要“鸡血”的家长,“大不了从地上转入地下。”她们所报的英语机构在暑假还有一场外教参与的游学活动,她正在计划如何挤出时间,安排这趟舟车劳顿的行程。

相比于林霖周密的教育大计,还有一批人在周末和假期把孩子送到培训班,也有出于时间安排的被动,他们没有安置孩子的地方,也没有看管孩子的人。

6月初的时候,刘芸就给女儿报了小学文化暑假班,带中英文诵读、逻辑数学、作业辅导,她有充分的理由,给孩子找一个暑期有人看管的地方和人。

从幼儿园开始,刘芸的孩子就是各家培训班的常客,既有英语、数学、语文的学科培训,又有绘画、舞蹈、主持、游泳、钢琴、围棋等兴趣培训。

这些课程填满了孩子放学后,和刘芸下班前的那些时间空白。它们有时候是一种无奈之举,有时候,似乎也成为了“鸡娃”的借口。

刘芸也不是没有过让孩子冲刺的想法,过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她本来想让孩子去民办小学,早早开始给孩子报名奥数,但后来无疾而终,她觉得孩子现在的数学成绩,跟没学过的同学相比,完全没有任何突出。

课外培训学过的大多数东西,好像都被孩子忘得一干二净。包括幼儿园中班就学过了游泳,到了小学体育课,学校要求会游泳,孩子竟然全忘了。刘芸又给孩子重新报了游泳班。

“一直坚持到现在学了好几年的英语,单从单词和语法的认知来看,幼儿园学的早丢到爪洼国了,到小学再遇见跟完全没学过一样。”刘芸说。

培训班的学习成果似乎都打了水漂,但她又没有办法完全否定这些培训在未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教育的竞争,是从来都无法从眼前拨开的。

她之前看过一个关于“假期孩子是否要上培训班”的调查,其中45%的人希望完全禁止,49%的人选择适当保留,刘芸权衡了各种因素,经过慎重选择,她点了那个“保留”的按钮。

对辅导班的取消可能,她终究还是担心的。

02 放过他,也放过我

“老师就是拉着一群路都不会走的孩子去爬山。”小学生家长王宇说。

他原本觉得培训机构叫停,一定程度意味着丧失了打破阶层的机会,他曾经想把大儿子“鸡”成全能学霸,从幼儿园就开始报班,英语、奥数、跆拳道、书法……其中英语机构在疫情期间倒闭了;奥数学了一年,孩子始终跟不上。

去年暑假,王宇还在辛苦接送孩子上课中度过,英语、奥数、书法暑假都加到了一周三次还有作业,他由于是自由职业,白天陪孩子上一天课加辅导作业,午饭在培训机构附近凑合,晚上再干自己的工作。

身体的损耗是最直观的,“有一天我去理发,感觉自己忽然老得可怕,白头发都长了好多,而且孩子还满脸的不高兴。”

改变也是顺水推舟的。随着过去报的英语、奥数班倒的倒,跑的跑,王宇的态度变了,“现在我已经开始看王阳明的心学了,心行合一,放过他,也放过我!”

这个假期,他打算让孩子轻松点,踢踢球、打打跆拳道,甚至准备再去学个乐器。因为学校搞了一次艺术课程调查,他发现40个孩子就5个没有学习乐器,其中就有他儿子。

即使在相对佛系的家长眼里,竞争依然是绕不开的基调,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那5个缺失才艺的异类。

艺术类教育,是目前的低风险地带。赵晴的爵士鼓、马林巴等乐器培训,就身处在这个领域,在过去,艺术类培训与学科培训相比,在家长眼中,始终是存在厚此薄彼的。“因为学科教育内卷的时候,很多孩子在低年级时还在他们这里学乐器,到了高年级就要放弃为学科教育让路了。”赵晴说。

他们的机构曾有个对打击乐非常有天赋又很有兴趣的孩子,小学4年级就已经是爵士鼓10级,小军鼓9级,培养的好完全可以走专业路线,但因为家里希望他去冲刺名牌民办初中,就逼着他放弃了,赵晴说:“小男孩眼泪都出来了,看着很心疼。“

她觉得,也许以后这样的学科让路,会有所改善。

然而,课外培训可能停播的波及面,依然会“伤及”到他们身上。在这个等待“靴子落地”的档口,赵晴的机构已经做好了二手准备,由于先前的“远见”,他们和片区里一些中小学合作艺术培训,有了这层关系,未来所有培训一旦叫停,他们也有转型的方向。

未知的变数依然让人诚惶诚恐,尤其当那些“消失”的现象,就在身旁屡屡频现。赵晴他们所在的楼层,本来有4家培训机构,分别是跆拳道、少儿英语、中高考学科培训以及乐器培训,去年,跆拳道和少儿英语两家机构先后倒闭。

对面还剩一家学科培训,她也总觉得要保不住了,前不久她看到对面机构连续几天都没有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倒闭了”,但后来得知是中考结束放了几天的假。

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这种提心吊胆的气氛,那把火,很难判断什么时候会烧到自己身上。

03 有人吃撑了,有人吃不饱

何彬当过13年的公办中学英语老师,他了解公办教育的局限性,“学校里接受的是普惠教育,所有人都能享受,但有人吃撑了,有人吃不饱,一个班45个孩子,老师必须要考虑所有人的进度,没有精力也没有义务单独给某个孩子加餐。”

何彬提到一个学生案例:这个学生从一年前英语严重偏科,到后来成为了优势科目,今年中考英语考了137分,排在班级前三,凭目前考分,已经稳进市重点,那里高考成绩普遍985,连家长都感叹这一年培训费太值。

何彬做培训机构做了8年,在漫长且激烈的课外培训是非博弈中,他有明确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派生的价值观立场,“教育本来就是反人性的,全凭自觉全凭天赋是不可能的,打游戏一定比刷题要香,成人都控制不住,何况孩子。”何彬说。

把偏科学生的科目从弱势变成优势的案例,是他们这类小机构以口碑经营十多年的基础,这样的故事,在鸡娃家长的面前是有效的,但在巨大的行业变动前,它并没有多大的风险抵御能力。

暑期班照常经营的背后,存在政策的变数,何彬也在考虑新的备选预案,他最初的计划是与公办学校的合作。教育部规定各学校延长放学时间,而且北京市还在今日开始为学生提供留校。何彬以为这是他们的进校机会,在下午4点以前,是学校老师的主战场,4点之后,则引入各类民办培训机构,免了家长接送烦恼,费用上也相对低廉。

但这样的计划很快显现出对于一个小机构的不切实际,“你会发现,能够进校的要么是好未来、大力教育之类的大型公司,要么是从事编程、音乐、体育等方面的素质教育课程,我们这种类型的,两边都不靠。“

另外的方案是上门高端一对一,他们现在主做8个人的小班课,一次课每个孩子费用在250元左右,合计2000元一节课。但如果一对一,有多少人出得起2000元课时的学费呢?即便有这样的土豪,也轮不到他们这种小机构。

或者是家长自己组团拼课,依然是小班课,只是上课地点从机构换到某个学生家中,这个又必须是住在附近而且程度一致的学生,达到条件同样很难。

即便他的机构在区域内树立了口碑,但无论哪条路以后生源都是问题。

“一刀切是不可能的,你看下字眼,这次是教育部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是监管,不是全灭。”何彬试图从不稳定的假期培训形势中,寻找“幸存”下去的合理性,因为在机构方的立场,有数千万人会因此而产生职业的变动,包括他自己。

在《2020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发展白皮书》公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国内教培企业总数超过了300万家,按照平均每家从业人员10人的保守估算,如果真的全面叫停,将有三千万名从业人员面临失业和转行。

何彬的英语培训机构开了8年,即便在去年疫情停课的时候,他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忐忑过。他虽然在输出一些乐观态度,但他也明白,未来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我大学的时候,教育架构还没兴起,就经常有大学生在外面当家教,现在看看都是VIP一对一,如果再倒回去那个方式,那这20年就等于行业没进步了。”何彬长叹道。

而无论如何,在今年这个暑期,那些在课外培训机构的“内卷”中形成了行为和思维惯性的人,将遭遇变数,不论是机构还是家长,无数种忧虑,正不约而同地汇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宇、何彬、林霖、刘芸均为化名。)(来源:猎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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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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