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要实现转变关键在哪里?10月10日,在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围绕上述疑问进行了阐述。
1995年中国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在这方面成效尚不显著。
“根本的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吴敬琏强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关键就是要消除体制性障碍。
那么如何消除障碍?就是要通过改革转变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效的办法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尽快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目前在谈到如何避免经济危机时,有两种不同的方略,一是根据需求侧因素分析,即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分析法,由此得出的对策是靠加投资稳增长。“(政府)不可能让消费增长,也不可能让净出口增长,只能让投资增长,所以到处批项目、找钱”。吴敬琏认为,资本继续提高投资率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投资回报递减,二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使我们无法依靠刺激政策避免危机。
另一种方略是根据供给侧因素分析,供给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和效率提高。随着投资回报递减、人口红利减少,近20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寻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分析对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有很强的解释力,由此得出的对策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创新和增加索洛余值,所谓索洛余值,是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按照第二种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吴敬琏表示,目前要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再辅之以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是能够做到的。”
吴敬琏表示,转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切实推进改革,包括从简政放权到制定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和对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财政改革的完善,价格改革的展开,以及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等。他强调,作为推进改革的重要内容,国有经济改革仍亟待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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