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渔民村：村民现靠租房赚钱 年收入60万以上

（原标题：广东渔民村：村民现在靠租房赚钱 年收入60万以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渔民村，私搭乱建盖满了“握手”楼、“亲嘴”楼。新京报记者浦峰翻拍自渔民村村史博物馆

2018年3月15日，现在的渔民村和背后的深圳。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渔民们当年的斗笠和渔网。

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广东渔民村

62岁的渔民村村民邓锦辉一生中搬过四次家。

从出生的水草寮棚搬进土墙瓦房，改革开放后全村统一搬进小洋楼，再经历城中村改造、搬进现代化高层住宅，光这搬家的事儿就能足足讲上一天，“真的很折腾！”这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老渔民操着一口“粤普”回忆着。

渔民村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面积仅为0.25平方公里，与香港一水之隔。渔村人本是寄寓渔船、飘零水面、生活困苦的“水流柴”，改革开放后，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短短一年多时间，渔民村就从一个贫穷小渔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南巡时专程来渔民村考察。看过村民的生活后，小平欣慰地说，“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渔民村人搬家的故事，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历次“第一次”：第一个经济特区、第一批村办股份制企业、第一批城中村改造……可以说，小小渔民村，虽是弹丸陬隅，却是时代风标。

村庄迎来邓小平

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至今记得：1984年1月25日，是邓小平一行来到渔民村的日子。

那天一大早，邓志标被叫到村委会，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大约上午10点钟，一辆中巴车缓缓驶入村里，下车的竟然是邓小平！邓志标激动得“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

当他被介绍给邓小平时，随行的小平女儿邓榕说，“5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在场的人都笑了。

邓小平参观了村委会、文化室，又提出到村民家看看。到了村支书吴柏森家，吴柏森说，1983年，自己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邓榕大声对父亲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呢！”

邓志标回忆，看完吴柏森家新楼上下层和满屋的家用电器，邓小平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吴柏森回答，“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点怕。”“怕什么呢？”“怕政策会变。”邓小平哈哈大笑，“党的政策肯定会变，只能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坏的方面变。”

1984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曾让包括渔民村在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深圳人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正在这个当口，邓小平来了。

看过渔民村，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几天后他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经济特区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1979年8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79年，积贫已久的渔民村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这一年，43岁的邓志标被村民推选为村主任。邓志标回忆，原来干什么都不行，村民只能打鱼养鱼，但改革开放后，“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什么都可以干”。

上任后的邓志标带领村民，用集体资金购买了一台推土机，把村里所有的滩荒地都推成鱼塘，攒下第一桶金后又组建船队和车队，就近取材，在深圳河里挖沙，再运给工地。抽1立方的沙子成本两块钱，卖给工地十二三块钱。

村民吴耀辉回忆，正在兴建的深圳特区处处是工地，渔民村的沙子供不应求。“国贸大厦的沙子都是我们运的”，吴耀辉说，大卡车白天不让上路，村里车队每天夜里9点出发，经常要运到凌晨2点钟甚至通宵。

160米的国贸大厦于1982年10月开工、1985年12月建成，工期仅有37个月，号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绝无仅有，国贸大厦也成为深圳的地标性建筑。

财富不断积累，1981年，渔民村成了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邓志标说，他家夫妻二人，1981年“一年分红结算9000多元拿回家”。

1981年秋天，村集体出钱，按照一对夫妻一套房的标准，统一盖起33套二层小洋楼，米色外观，统一装修。

邓锦辉给自己分到的别墅更换了地板，是自己喜欢的大理石，“水绿水绿的”。彩色电视机、音响、录音机，这些彼时内地普通家庭难觅的家用电器，成了渔民村家家户户的标配。

从逃港到回村

1982年搬到二层小洋楼这一次，已是邓锦辉第二次搬家了。

1957年，邓锦辉在深圳河畔呱呱坠地，他的第一个家是一间水草寮棚，竹竿搭成墙壁，茅草铺成屋顶，勉强遮风挡雨。

即便如此，他也比父辈们要幸运许多。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些东莞的渔民顺东江而下，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便陆续在此安家。最初的住所就是渔船。邓锦辉听父辈讲，一条1.5米宽的旧舢板船，一家几口人吃睡都在船上。广东话把这种以船为家、飘零水面的人戏称为“水流柴”。

解放后，渔民上了岸，建起水草寮棚。邓锦辉五六岁时，第一次搬家，是搬进土墙瓦房。他还记得，不到20平米的土房里，只有两张床，挤着他们兄弟姊妹5人和父母，后来实在住不下了，他就跑到村里大队部“蹭”睡。

上岸后的渔民村人渔农并举，生活本可以自足，但接二连三的“反右”、人民公社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等，让渔民村人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

与此同时，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经历高速腾飞。一条深圳河，成为贫穷与富裕的巨大沟壑。食不果腹的人们选择“用脚投票”，当地曾先后四次发生逃港潮。

港商刘起棠本是广东佛山人，是当年逃港潮中的一员。他自述家里成分不好、日子难过，便逃去香港在庙街卖服装。

然而，小平的到来让渔民村名声大噪，吸引了港商前来投资。小平来后的第二年，刘起棠来到渔民村，合资建立服装厂。

“深圳劳动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场庞大”，刘起棠说，“广东人用脚投票，我们感觉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开放了，这里容易挣钱了，脚就走回来了。”

“城中村”变成城市住宅

邓锦辉的小洋楼住了10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

随着深圳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人涌入，引爆了租房市场。像渔民村一样的村子纷纷把房子加高、拓宽、打隔断，租给外地人。邓锦辉家甚至在楼前花园上也盖起了楼房，房子从2层加盖到6层，最多的时候有30多套房子同时出租。

“那时候外地人太多了，一个房间都炒到2000块钱。”邓锦辉说，除了内地来的打工仔，还有很多香港人也来渔民村租房，“香港的房子太贵，渔民村相对便宜多了。”

等家家户户都加盖到五六层的时候，原本的地基承受不住了，违建楼宇开始倾斜，成了“握手楼”甚至“亲嘴楼”、“拥抱楼”，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邓志标说，当时每户屋外还有化粪池，“那个空气，整个渔民村都臭了！”

2000年，深圳市罗湖区把渔民村旧村改造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要把渔民村从一个脏乱差的城中村改造为精品城市住宅小区。工程很快启动了，村集体通过抵押贷款，自筹资金约1亿元，推倒“握手楼”，新建起11栋12层高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

2004年8月，共1360套房子通过抽签分到了居民们手中。“每户分到一个单元”，邓锦辉抽到了7号楼3单元，他比划着，从底楼到12楼，“都是我家”。

搬家那天，村民们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张灯结彩、狮子狂舞，广场上摆开188桌“百鸟归巢”大盆菜，还请了特型演员来扮演小平同志。

“小平”用四川口音说，“记得20年前我来过渔民村，看到渔民村的乡亲们家家都住上了小洋楼，而且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我感到很欣慰，觉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要是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那就太好了！现在20年过去了，我再到渔民村来一看，真是旧貌换新颜，变得我都认不得了。”

股份制改革

时至今日，虽然身份早已变成城市居民，但村里的人们还是习惯将自己唤作“渔民村村民”。

早在1992年，深圳特区推进农村城市化，渔民村村集体成立股份公司――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实业)。这也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集体收入通过股份公司向村民分红。

村民再次乔迁新居后，渔丰实业成立物业管理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物业)，将村内大量富余房屋统一管理，统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红。目前每户居民年租金收入六十万元以上，是渔民村的主要经济来源。

渔丰实业副董事长、渔丰物业总经理吴颂球是渔民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他1989年从中山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编写了第一套出租管理软件，“虽然好用，但经过十几年，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同样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还有曾经的股份管理制度。渔丰实业总经理黄兴炎介绍，1992年成立渔丰股份公司时，原始股东有98人，都是村里劳动力，如今在世的80多位，大多在60岁以上。

按照最初的股份管理制度，这些股份“生不增，死不减”，不能继承和转让。随着时间推移，问题逐渐显现。

吴颂球说，他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认为能在物业、家居等方面得到应用，但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必须是股东，公司想对外投资一些新兴领域时，“老一辈的思想保守，除了收房租，做什么都不敢。”

黄兴炎说，前几年渔丰实业尝试过投资新项目，但初期见不到利润或有亏损，老股东们就会很快提出异议。渔民村有邓、吴两大姓，他不是本村人，在工作中也多少会遇到本村家族势力的掣肘。

面对这种情况，渔民村在深圳市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增加股东人数，股份可以由下一代继承，也可以内部转让。“我们现在有181个股东，读了大学的新生代更愿意回村，解决了后继乏人的困境。”吴颂球说。

此外，外聘管理者没有股权的局面被打破，黄兴炎就通过股改得到了一部分激励性股权。

80后邓国华在渔丰物业担任保安部经理，这次股改他也分到了股份，成为渔民村新一代的股东。作为年轻的管理者，邓国华为渔丰物业引入在线巡逻系统、智能门禁系统，等等。

邓锦辉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带孙子，和同村人一样，他住在自己家的一整单元的顶层，这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期待自己的小孙子，“走出去，自己闯。”

改革亲历

陈开枝，1992年小平南巡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现任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1992年元旦，我正在南海沙头镇考察工作，突然接到时任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他叫我立即赶回广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

我放下电话，连午饭都没吃，饿着肚子乘车返回省委机关，谢非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将要南来广东，省委拟将全程陪同的任务交给你。”

中央来电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坚持认为老人家此行绝不是“休息”这么简单。当时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平息。有人评价深圳特区，“除了罗湖口岸的红旗是红的，其他的都变色了，资本主义要复辟啦！”外省干部不敢一个人来广东出差，怕“被腐蚀”。

1992年1月19日上午9点，小平同志的专列抵达深圳，因为旅途劳顿，我们原本安排上午休息，可小平同志心情非常迫切，住进宾馆不一会儿就对我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叫车让我出去看看吧！”

最初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我提出增加珠三角和广州，希望老人家能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多看看，后来被采纳。在深圳当时的最高建筑国贸大厦，小平同志激动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仙湖植物园，小平同志见到了一棵“发财树”。随行的小平女儿邓榕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小平同志回答：“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离开深圳去珠海时，老人家已经登上了船，还高声对当时送行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热潮。我曾做过一个比喻，小平同志就像一位已经退役的老船长，看见改革开放的航船前进时不断摇摆，不顾年老体弱，再一次跳上船头，把舵摆正，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驶向胜利的港湾。

距离南巡时间越久，我越能深刻地感受到，小平南巡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我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才有出路。

2012年12月7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多天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广东视察，走了和当年小平南巡非常相似的行程路线，我认为这个寓意非常深刻，表明我们的党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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