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卡债危机：银行花式发卡 监管亡羊补牢

（原标题：台湾卡债危机： 银行花式发卡 监管亡羊补牢）

[2005年底，台湾信用卡发卡数突破9000万张，较2002年底的5687万张增长58%；累计流通卡数达到4549万张，较2002年底的3159万张增长44%。]

近来，关于现金贷的监管文件在中国大陆陆续出台，倒逼这个在“裸贷”、“暴力催收”等诸多负面词汇中成长的行业，进入规范运营时期。

而就在十几年前，中国台湾地区也经历了几乎同样的一场轮回。2005年前后台湾卡债危机的背后,同样是有关人性、欲望和信贷的故事。

业绩压力下,银行花式发卡

“个别银行发行现金卡，类似现金贷，用卡直接在ATM提款，可循环使用，获利甚丰，引致同业争相仿效，形成恶性竞争。”某银行信用卡部门从业人员向记者如此描述卡债危机的起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地区经济放缓，大量传统企业外迁，银行的企业业务难做。同时，银行数量从1990年的16家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53家。银行逐渐把目光转向了个人消费金融，开始拓展例如信用卡、现金卡和其他小额贷款业务。

“2000年万泰银行率先发行了‘乔治玛莉现金卡’，居然大受欢迎。”经历过当年危机的台湾人老王回忆称，上年还严重亏损的万泰银行，因此当年就扭亏为盈，盈利14亿新台币。“看到钱那么好赚，更多银行纷纷效仿，台新、中信、大众、中华纷纷发行信用卡、现金卡。”

甚至有银行打出广告称“只要会呼吸就能办卡”、“五分钟发卡”等。为了争夺客户，银行屡屡下降办卡标准，办卡前不需要信用评估，使用中不记不良记录。银行同时还推出诸如“红利积点”、“刷卡、办卡送礼品”、“购物送信用卡”等花样优惠方式，鼓励客户办理、使用信用卡、现金卡。

花式发卡背后，是银行的巨大商机。信用卡和现金卡都具有借款和循环信贷的功能，属于高利率消费贷款。当时的贷款基准利率仅为4%，因此，高达20%的信用卡循环利息远为其他金融产品所不及。

此外，银行利用广告宣传向消费者植入借贷消费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的观念，鼓励民众大量使用信用卡甚至透支，扩大消费。银行还规定信用卡最低应缴还款比例为2%~5%，使持卡人放松心理警惕。

“当时，全台湾信用卡、贷款广告漫天飞，教导我们身上有多张卡是种时尚，应该活在当下，有钱用的时候就应该及时享乐。困顿家庭也可以用信用卡一刷，解燃眉之急。”老王说。

根据台湾地区监管机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金管会”）统计，2005年底，台湾信用卡发卡数突破9000万张，较2002年底的5687万张增长58%；累计流通卡数达到4549万张，较2002年底的3159万张增长44%。

催收也疯狂，几十万“卡奴”陷入悲惨世界

由于持卡人的信用额度是自己收入的数倍甚至是数十倍，最低应缴还款比例又仅为2%~5%，加之“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被银行的各种宣传、推销颠覆，借款、欠债消费成为了台湾社会和一部分持卡人的常态。但当欠款消费的持卡人动用了最低应缴还款比例时，就掉入了循环利息的陷阱，债务加速累积，最后沦为“卡奴”一族。

根据“金管会”统计，2004年6月至2005年7月，双卡合计放款余额于由6631亿新台币增长至8056亿新台币。

此外，根据“金管会”2006年4月发布的《卡债问题报告》，“卡奴”人数为52万人，平均每人积欠30万新台币的卡债。而从“卡奴”的用卡行为分析，奢侈品消费、过度消费是卡债的主要成因之一。

根据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报告，截至2005年底，台湾过度借贷人口约30万至4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7%、成年人口的2%）。其中，债务余额为月薪22至45倍之间的比例约占30%。调查还显示，70%的双卡债务资金用于奢侈消费，30%才用在民生消费上。

“卡奴还不出欠债后，银行便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讨债，有合法，也有非法的。许多银行自己催不来款，把业务委托给讨债公司，而这些公司几乎都有黑社会背景，手段不规范、不道德。这个问题就这样从金融问题逐渐演变成社会问题。”老王称。

当时，在台湾合法的讨债公司就达900多家，还有大量的非法讨债公司。

一些讨债公司以“征信社”为名义招揽生意，实际从事暴力讨债，使用窃听器、西瓜刀、球棒、电击棒、喷漆等，恐吓、折磨债务人，并将GPS偷置在债务人的车上，用针孔摄影机或监听器充分掌握对方行踪，最后直捣家中。

种种催债行为对债务人心理影响甚大。“最极端的是自杀，案例很多。”上述银行信用卡部门从业人员称。根据麦肯锡的报告，2004~2005年，台湾地区一年间自杀的人数高达4000人，其中四分之一以上是“卡奴”。

值得一提的是，卡债风波还催生出另一类人群——“卡贼”。这部分持卡人吃定银行，全力赖账。根据银行部门的资料，在52万的“卡奴”中，只有623人卡债超过300万新台币，但其中99%都不知去向。

卡债危机爆发，银行、经济很受伤

2005年冬天，随着双卡债务状况的持续恶化，卡债危机爆发。各家银行双卡逾期放款激增，坏账问题恶化并侵蚀获利。

根据“金管会”银行局数据，双卡逾期放款余额2005年6月的138.50亿新台币骤增至2006年5月的341.26亿新台币，一年间便提高为2.5倍。双卡逾放比也从2005年12月的2.22%上升至2006年5月的4.98%(即每100元双卡借款中，有将近5元逾期三个月以上未还)。

银行为减轻逾放比的不利影响，遂积极注销坏账。2005年7月双卡注销坏账金额首次超过60亿元，2006年3月更注销近217.5亿元。前十大信用卡发卡银行中，台湾地区银行(除中华银行外)2016年全年的注销坏账金额均超过各行发卡收入的30%，台新银行甚至高达55.7%。

银行税前获利因而减少。以2006年3月为例，该月份台湾地区银行全体营业收入虽有1473.4亿新台币，但全体税前获利却仅为25.1亿新台币。获利空间受压缩下，银行开始紧缩双卡业务。自2005年10月起，信用卡“当月停卡数”就开始超过“当月发卡数”。

“大陆今天的现金贷风波没有台湾当年的卡债危机严重，涉事金融机构也非常少，而台湾是所有正规银行都参与了。”上述银行信用卡部门从业人员告诉记者，此事对台湾地区银行业造成严重冲击，由大幅获利转为大幅亏损，由于政府的强制性减债减息措施，银行很多年才恢复元气。

卡债问题也影响了台湾地区的内需和经济增长。据“经建会”统计，银行紧缩消费金融影响到200亿新台币的民间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0.15个百分点。

监管迟到，协商债务解困

卡债危机从消费金融蔓延到金融、经济、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台湾地区监管部门这才亡羊补牢。

2005年4月“金管会”发布《处理卡债问题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成立债务协商机制平台，要求银行业者主动联络债务人进行协商，且协商期间停止催收；银行双卡逾放比一旦超过2.5%，即勒令停发新卡；双卡利率以单利计息（原本大多为复利计息）；规定银行双卡及信用贷款最高额度为借款人月收入的22倍；提高信用卡最低应缴金额至10%；实施差别利率；禁止银行委外催收及不当催收行为等。

“关键的措施之一是政府推出了由法律规定的自愿性债务重组，只要客户有还款意愿和能力，就可以和银行协商，用很长的年期来分期偿还本金，利息和费用则减免，值得借鉴。”上述银行信用卡部门从业人员称。

尽管不乏争议，债务协商机制2006年12月底结束时，成功协商222000多件案子，金额合计3200亿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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