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ESG 已成为国际共识，推动ESG规范发展是大势所趋。由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一般披露要求》(IFRS S1)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2 号—气候相关披露》(IFRS S2)两项标准，将于2024年1月1日之后的年度报告期生效，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就在ISSB准则发布前一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等权威机构部门，发布了《年度ESG行动报告》。该报告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利益相关方理论，构建环境、社会、治理“三位一体”ESG评价模型，并参考国际国内ESG标准指引，对标明晟(MSCI)、富时罗素(FTSE Russell)、中证、国证等国内外评级机构的ESG评价体系，构建接轨国际、符合国情的ESG评价指标体系。
《年度ESG行动报告》与ISSB准则相继出台，对中国企业ESG信息披露和中国ESG评价体系的建构有哪些影响?
中国企业ESG信息披露率逐年走高，打造中国特色ESG实践榜样力量
当前，由于ESG信息范围广阔，且国际市场上ESG信息披露标准多种多样，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企业信息披露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影响了ESG信息的可比性。IFRS基金会北京办公室主任兼ISSB主席特别顾问张政伟表示，ISSB的诞生和受到广泛认可的主要原因，一是呼声高，当前国际上ESG信息披露标准繁多，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准则来代表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的“最大公约数”;二是授权高，ISSB 的母体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The IFRS Foundation)，IFRS基金会设立的ISSB得到了包括二十国集团(G20)、七国集团(G7)、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以及来自 40 多个司法管辖区的中央银行行长的支持，获得了很高的授权;三是出身好，在ISSB成立之前，已经有五大机构即世界经济论坛(WEF)、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一起向尚未正式成立的 ISSB 提供了可持续信息披露准则的蓝本。
在ISSB标准发布之前，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于2018年6月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首次提到关于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的问题。2022 年，国资委成立科技创新局及社会责任局，指导推动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主动适应、引领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并于5月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要求探索建立健全 ESG 体系，力争2023年央企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引导国内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敦促其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修课”。截至2023年9月末，央企上市公司ESG相关报告披露率达82.27%，较2018年增长25.02个百分点，披露率创历史新高。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重点活动，总台继《年度ESG行动报告》之后，又陆续发布了《科技创新ESG行动报告》《粤港澳大湾区ESG行动报告》《金融业ESG行动报告》《“一带一路”ESG行动报告》《年度ESG卓越实践报告》等不同维度的主题报告，围绕“3060”双碳目标、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生态红线、环保督察等环境议题，扶贫济困、乡村振兴等社会议题，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等治理议题等中国企业在ESG领域里的最佳实践进行总结宣传，以榜样的力量引导中国企业提升ESG建设水平。
ESG信息披露标准需结合国情，构建中国特色ESG评价体系十分必要
中国作为ISSB五方辖区工作组之一，全面参与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的制定，为IFRS S1和IFRS S2的出台贡献了中国智慧。
对于中国而言，积极推动可持续信息披露，是贯彻党的二 十 大精神、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也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责任云研究院创始院长钟宏武指出，长期以来国外ESG评级机构对中国上市企业ESG评级系统性偏低，但实际上，中国优秀上市公司ESG发展水平与全球大企业基本相当。因此，近年来呼吁建立新的评价标准、注入新的理念，加快构建、完善既对标国际，又符合中国国情的ESG评价体系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去年，时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党组成员陈文辉就公开讲到，与金融监管标准相比，ESG评价标准对资本流向的导向性更强，对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力更大，未来一定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工具。只有先建立起中国自己的ESG评价标准，并带动国内ESG投资取得较大的发展，才能在制定ESG全球标准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此背景下，“中国ESG(企业社会责任)发布”项目以党的二 十 大报告精神，国内外标准为指引，对标国内外主流ESG评级体系，建立了一套权威、客观、科学、接轨国际、符合国情的ESG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127个三级指标的通用指标体系。其中，63.78%的指标接轨国际，92.13%的指标与国内相关标准契合。形成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利益相关方理论，构建环境、社会、治理“三位一体”ESG评价模型。
钟宏武透露，在该指标体系中，在S部分(社会部分)专设了一个二级板块，列了10个具体的中国特色的议题，包括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创造就业、区域协调建设、新型工业化建设、创新驱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应对公共危机、信息安全、公共服务等内容。
在此标准体系下，《年度ESG行动报告》中显示，855家中国优秀上市公司ESG发展水平与全球相当，35%处于领先水平;社会维度下，中国企业积极贡献乡村振兴和公益慈善，民营企业表现亮眼。钟宏武强调：“一定要传播我们的实际情况，要让国际了解、认可我们真实的ESG水平。”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原主席、全国工商联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张晓刚也认为，中国制定ESG标准时，既要注重与国际接轨，也要结合中国特色。由于中国ESG起步较晚，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但同时，也要突出中国制度环境背景，在体现ESG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和社会关切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ESG内容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最好解决方案和智慧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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