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历史，我们表达意图、目标、欲望的方式，都受到身体的限制，我们生而如此，接受自然和命运的赠礼。
尽管多年来人类开发了各种工具，但本质上，我们还是需要通过身体与这些工具进行交互，就好比使用智能手机。有时，我们会对这些工具产生不满。这些工具并没有那么聪明，而原因之一可能是它们没有与我们的大脑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能“连接”人脑，它们或许能了解我们的目标、意图和不满。
谁能反驳？
迈阿密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和神经科学副教授，兼迈阿密治愈瘫痪项目的教员，Justin C． Sanchez开始研究“超越仿生学（Beyond Bionics）”。
他于2012年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TEDX会议上发言，问及仿生学之外还有什么？ Sanchez将他的工作描述为试图“理解神经代码”，这将涉及将非常精细的微丝电极（直径相当于人类头发）放入大脑中，由此聆听大脑的音乐、倾听某人的意图、看见你的目标和奖励，然后开始了解大脑如何编码人类行为。
他解释说：“凭借这些知识，我们要做的是研发新的医疗设备、新的可植入芯片。这些技术的首批接受者是瘫痪者。如果我能帮助别人从轮椅上爬起来，那么在我的职业生涯将不留遗憾。”
一年后，Justin Sanchez去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简称DARPA）工作，这是五角大楼的研发部门。在DARPA，他负责监督所有关于人类身心康复和增强的研究。
DARPA几十年来一直梦想着将人类和机器融合。几年前，当精神控制武器的前景成为该机构的公共关系责任时，官员们重新阐述了他们的神经技术研究的既定目的，表面上把重点放在治疗损伤和治愈疾病的狭窄目标上。该机构官员声称，这项工作与武器或战争无关，它是关于治疗和保健的。
谁能提出反驳？即使其说法是正确的，也会产生广泛的伦理、社会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不出几十年，神经技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混乱，使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看起来像历史池塘上的温柔涟漪。
最令人不安的是，神经技术混淆了一个问题的古老答案——人类是什么？
高风险，高回报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8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的研究和发展必须具有前瞻性，以预见未来不可想象的武器”。几周后，他的政府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简称ARPA），这是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的部门，直接向国防部长汇报。这一举动是由苏联发射Sputnik号卫星引起的。该机构最初的职责是加速美国进入太空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ARPA的使命发展到包括对“人机共生”的研究，以及代号为Project Pandora的精神控制实验。1972年，该机构更名为DARPA。为了完成使命，DARPA资助研究人员发明颠覆战争性质的技术，如隐形飞机、无人机等，并改变了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如语音识别技术、GPS设备等，其最著名的发明就是互联网。
该机构对所谓的“高风险，高回报”研究的偏好，注定了它会资助一系列愚蠢的研究。跷跷板计划是冷战时期一个典型项目，它设想了一种“粒子束武器”，可以在苏联发动袭击时使用。在越南战争期间，DARPA还试图制造一种可控人形机器。
DARPA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国防部大佬们的目标五花八门，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进而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共生的研究文化。Sharon Weinberger将其描述为：“不受典型的官僚监管的束缚，也不受同行科学评论的限制。”
生物技术办公室成立于2014年，是DARPA六个主要部门的最新成员。该部门由Justin Sanchez领导，其目的之一是通过各种手段恢复和维持作战人员的能力，包括许多强调神经技术的手段——将工程学原理应用于神经系统。例如，“恢复积极记忆计划”开发了神经假肢，将微小电子元件植入大脑组织，旨在改变记忆形成，以对抗创伤性脑损伤。
那么，DARPA 是否也有秘密的生物学项目呢？在过去，国防部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它对人体实验对象进行了不道德的测试，很多人认为这是违法的。例如Big Boy项目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将在甲板上和甲板下工作的水手的辐射照射进行比较。
Sanchez曾多次出现在公共活动中，以表达关于DARPA的喜讯，例如，为失去肢体的士兵提供脑控制的假肢。偶尔他也会提到一些更遥远的愿望，其中之一就是通过计算机将知识和思想从一个人的大脑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大脑里的能力。
“我们试图找到被认可的方法。”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生物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对医学和生物学都不感兴趣。1997年，DARPA开启了受控生物系统计划（Controlled Biological Systems program），并在生物学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动物学家 Alan S． Rudolph 成功地将人造系统与自然世界结合起来。正如他解释的那样，其目的是：“提高生活系统和非生命系统之间的波特率，或者交叉通信。” 他整天都在研究诸如，我们能否弄清大脑中与运动相关的信号，让你能够控制身体外的某些东西，比如假肢或者手臂、机器人、智能家庭，或者把信号发送给其他人并让他们接收。
“人类的提升”随后成为了机构的首要任务。Michael Goldblatt 在 1999 年加入 DARPA 之前曾是麦当劳的科学和技术人员，他预测说：“没有身体、生理或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士兵将是未来生存和抢占主导地位的关键。”为了扩大人类对“控制进化”的能力，他整合了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的名字就像是科幻片：代谢优势、战斗可持续性、持续的辅助性能、增强认知、单兵最佳性能、脑机接口……
Annie Jacobsen在她 2015 年出版的《五角大楼的大脑》（The Pentagon＇s Brain）中写道，这个时代的计划经常被笼罩在疯狂科学家的领域里的阴影下。“持续的辅助性能”项目试图打造一个“全天候工作的士兵”，他可以一个星期不睡觉。
Dick Cheney也热衷于这种研究。2001年夏天，他向副总统提交了一系列“超级士兵”计划。他的热情促使布什总统政府在DARPA处于转型期的时候给予其自由。学术科学最终让位给了技术产业的“创新”。
911事件后，该机构宣布了一项名为“全面信息意识”的监控计划，该计划致力研发一种能扫描全球的设备。人们对于这项计划的反击非常激烈，国会让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奥威尔式的过度扩张做出了努力。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海军上将John Poindexter曾在里根时代被惹上丑闻，后来于2003年辞职。
这一争议也引起了人们对DARPA针对超级士兵的研究和意识与机器融合的关注。这项研究让人们感到紧张，Alan Rudolph也发现自己正处于困境之中。
在这个危机时刻，DARPA邀请了神经病学家ICU医生Geoff Ling，当时还是一名现役陆军军官的 Geoff Ling 加入国防科学办公室。Ling在2014年DARPA 重组后，继续在生物技术办公室工作。
2002 年，当 Ling 第一次在 DARPA 接受采访时，他正在准备阿富汗的战略部署，并考虑非常具体的战斗需要。其中一种是“即用药剂”，可以省去大量的药丸或胶囊形式的药物中的粉状填充物，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种更轻、更紧密、更易溶解的物质，比如Listerine呼吸条配置的活性成分。这最终也成为一个DARPA项目。
Ling说，我们是工具使用者。人类想要飞行，于是建造了飞机。人类想要记录历史，于是创造了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使用工具。最终的工具就是我们的手和脚。我们的双手允许我们和环境一起工作来做事情，我们的双脚带我们去我们的大脑想去的地方。而大脑正是最重要的东西。
Ling将大脑的首要地位与他在战场上的临床经验联系在一起。他时常问自己，如何才能把人类从身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Ling最为人称道的项目内成为革命性的假体修复术。自南北战争以来，给大多数截肢者的假肢并不是很复杂，而且还存在风险。在同事、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人员的帮助下，Ling和他的团队建造了一个曾经几乎无法想象的东西：一只由大脑控制的义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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