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只有三种方法可以脱离肾移植等待名单。第一是从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中找到一个健康的人，完美匹配接受者的血液和组织类型，并且拥有他或她愿意放弃的备用肾。
第二是等待一个陌生人意外死亡，这个陌生人是一个合适的身体匹配，碰巧在他们的驾照上勾选了器官捐献。
第三是死亡。
但是后来医生们想到：拥有足够多的肾脏病人和足够多健康自愿的捐赠者，他们可以形成一个足够大的捐献池来促进比过去一对一系统更多的匹配。只要病人能找到捐赠者——任何捐赠者，即使是不匹配病人本身——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匹配的肾脏。
起初，这要求医生花几个小时仔细研究病人和潜在捐赠者列表中的血型和组织变化细节。然后，计算机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参与了进来。他们构建的算法比人脑更优雅地执行这些复杂的匹配。现在，多亏了人工智能，一个人勇敢迈出一步，将肾脏捐赠给所爱之人——或者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可以开启一条拯救数十条生命的链条。
配对肾脏捐献是人工智能的伟大成功案例之一。这并不能消除工作，也不能抹去医疗保健中的人情味。它应对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比人类更快，错误也更少，结果拯救了更多的生命。自从2000年第一对肾脏交换手术开始以来，近6000人接受了通过算法识别的配对交换的肾脏移植。今天，大约八分之一从活体捐献者那里接受肾脏的移植接受者，通过配对交换与该人配对。
与此同时，配对肾脏交换也是人工智能局限性的一个完美例子。计算机只能做人类能教它的事情，而我们无法教我们不懂的东西。自从医学学会如何用捐赠肾脏替代衰竭肾脏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仍在努力解决如何分配珍贵的少量肾脏的问题，这种分配方式让每个人都感到公平和满意，并且不会导致不希望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出在生物学上彼此适合的潜在捐赠者和接受者；将来，它甚至可以权衡决定谁先接受移植的道德因素。但是首先，我们人类必须就这些应该是什么达成一致。
肾脏充当身体的过滤器。对于肾功能衰竭的人来说，透析基本上是从外部复制器官的功能，将病人未经过滤的血液排出几个小时，然后再泵回体内。20世纪中叶透析的发明使一种曾经是死刑的疾病变成了一种慢性但可控制的疾病。
第一个门诊透析中心——西雅图人工肾中心，于1962年1月开业。由于每个病人每周都需要在机器上进行两次12小时的治疗，所以该中心在头两年，只能接受大约2000名当时有资格接受透析治疗的美国晚期肾病患者中的10名。
为了将利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该中心组织了一个由七名公民组成的独立委员会。第一个接受和政策委员会——或后来被媒体称之为“上帝委员会”——由一名律师、牧师、银行家、家庭主妇、州政府官员、劳工领袖和外科医生组成。医生为他们做了一些决定：45岁以上的病人没有资格，儿童也没有资格，因为医生担心这个手术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精神创伤。除此之外，委员会可以自行选择大约四分之一符合条件的申请患者。
根据1962年《Life》杂志的一篇文章，该匿名委员会成员会考虑申请人的年龄和性别，以及是否已婚还是有孩子。他们会考虑申请者的情绪稳定。他们会看申请者赚了多少钱，以及他们存了多少钱；他们的教育水平、工作、过去的行为和未来潜力。他们决定，既然开发这项技术的研究是在华盛顿州资助的机构进行的，那么只有华盛顿居民会被考虑，因为支付治疗费用的是该州的税收。
这篇文章称委员会成员作为“思想高尚、善良的公民”面临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也是人类，而作为人类，总会受到有意识和无意识偏见的影响。他们是根据医生写的病历做出决定的，而医生会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偏见。
该委员会的七名成员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中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讨论（至少是那些公开发表的）暗示了对那些似乎分享他们的地位和价值观的病人的好感。《Life》杂志中从来没有提到种族，但是很难想象，在一个仍然严重隔离的社会里（仅举一个例子，当时98％的华盛顿州员工是白人），有色人种并不在这些代表的考虑之中。
他们的讨论预示了一个问题，在原始的肾脏治疗机被更先进的技术超越之前，这个问题将会持续很久。即使一群人一致承诺尽可能做最好的事情，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到底什么才算是最好的东西？
当上帝委员会发布痛苦的决定时，其他地方也在进行治疗肾病患者的类似工作。
医生于1954年在波士顿的Birgham and Women＇s Hospital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肾移植手术，通过外科手术从一名23岁的男子身上取出一个器官，移植到了他的双胞胎兄弟身上，这位接受者又存活了八年。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血液和组织分型的发展使得医生更容易识别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成功匹配，免疫抑制剂药物的改进大大降低了移植排斥率。今天，一个已故捐赠者的肾脏在接受者体内会持续工作8到12年，而来自活体捐献者的肾脏平均寿命为12到20年。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立法，扩大医疗保险范围，将所有肾衰竭患者的透析包括在内。透析并没有治愈他们，但是它让更多的人在等待和希望肾移植的时候存活了更长时间。从那以后，美国需要肾脏移植的人数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可用的供肾数量。
根据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的信息，截至撰写本文时，美国有114554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其中94980人——83％——正在等待肾脏移植。
1968年的《统一解剖捐赠法》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标准程序，通过这个程序，人们或他们的近亲可以授权死后捐赠他们的器官。但是，即使美国每个人都是注册器官捐献者（目前的比例是54％），也没有足够的肾脏来满足需求。只有不到2％的人的死亡方式能够使他们成为合适的器官捐献者。一个人死后器官仍然可以移植，氧合血液必须持续泵送通过它们，直到依靠外科手术从体内取出。在采摘手术前，已故捐赠者通常被宣布脑死亡，并被连接在呼吸机上。
幸运的是，由于大多数人生来就有两个功能正常的肾脏，且只需要一个就能存活下来，所以活着的人可以捐献肾脏。由于活体捐献者的肾脏寿命往往比已故的更长，所以对于需要移植的人来说，找到活体捐赠者通常是理想的结果。
虽然所有手术都有并发症或死亡的风险，但绝大多数肾脏捐献者在腹腔镜手术后仅仅需要在医院呆两三天，随后是另外四到六周的恢复时间。剩下的肾脏会发育以补偿捐献的肾脏，捐赠者通常会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
当然，向你的兄弟姐妹申请器官不是一件小事。但是找到一个愿意捐赠的人通常是这个过程中最简单的部分，因为许多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都会发现无法匹配器官。
佛罗里达商人Neil Emmott在2001年被诊断患有多囊肾疾病，一种可能导致肾衰竭的遗传疾病。他的妻子Lisa Emmott说，这个消息是“意想不到的和毁灭性的”。在被诊断出时，Neil38岁，Lisa27岁，这对夫妇结婚还不到一年。到2016年，他们有了两个年幼的女儿，Neil的病情恶化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生建议他考虑移植选择的地步。
Lisa自愿立即捐赠。她很健康，和他拥有相同的血型，所以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可行的候选人。但是器官捐献不仅仅需要血液和组织匹配。对捐赠者需要进行彻底的筛选，心理或社会经济问题可能会使他们的捐赠复杂化。Lisa得知，她的肾动脉形状的一个良性异常——肾动脉是运送血液进出肾脏的静脉——使她丧失了资格。Neil的弟弟作为替补出场，但由于一些小的医疗问题也被排除在外。这家人感到很伤心。
“需要器官是一个可怕的事情，”Emmott说。这时，这个家庭决定寻求市场。
人体器官“市场”的想法令人毛骨悚然。它们不是商品：美国法律明确禁止出售人体器官。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市场就是任何想要东西的人找到可以给他们东西的人的地方。这个不仅仅依靠价格来分配资源的市场被称为匹配市场。约会池是匹配市场的一种类型（假设没有钱被用来交换友谊）；想要肾脏的人和愿意捐献肾脏的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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